020年11月10日，中国市监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2020年12月24日，市监局宣布对阿里巴巴涉嫌“二选一”等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2021年4月10日，靴子终于落地。市监局公告，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销售额4%的罚款，计182.28亿元。同时，按照行政处罚法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向阿里巴巴集团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其围绕严格落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内控合规管理、维护公平竞争、保护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全面整改，并连续三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

阿里的回复也很简单明确：诚恳接受，坚决服从，洗心革面，重新出发。

从“指南”发布，到阿里被罚，刚好五个月，151天。

这151天，只是一场序幕，一场中国平台经济规范化进程的序幕，也是一场中国反垄断进程的序幕。

反垄断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

反垄断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先说结论：反垄断的目的，从来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让行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早年反垄断法案基本遵循“大即是罪”的原则，比如1937年联邦政府对美国铝业公司发起的反垄断诉讼来说，法官判定被告有罪的证据就很简单：被告的市场份额超过了90%。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发现这个逻辑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为对于很多产业来说，规模越大，通常成本越低。而成本越低，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就越高。好的产品和服务，自然而然会占领市场，扩大市占率。如果“大即是罪”，那么企业的产品有竞争力，也便是一种罪；且企业做得越好，产品越有竞争力，罪过就越大，越应该受到惩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对反垄断实际目的的反思，促成了芝加哥学派的诞生。他们认为，判断一家企业是否有罪，应该看它是否影响了行业的经济效率。进而形成了目前各国反垄断法的判定标准。这个标准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

• 一，是否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当前的利益）

• 二，是否妨碍了社会的创新（未来的利益）

回到本节开头的那个问题：反垄断真正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

惩罚巨头么？

当然不是。

因为反垄断的目的，不是打压大公司，而是限制非法竞争，鼓励创新的出现。巨头的产生，是一种很正常的市场选择结果。只有在巨头影响了市场公平，阻碍了行业进步的时候，监管才有必要介入。

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技术或商业模式，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不断发展壮大之后，变成巨无霸，挤占后来者的生态位。

过去的二十年里，不要说行业的经济效率，甚至是社会的效率，都在过去二十年里，被以阿里为首的一大批互联网企业提高了一大截。

但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增量市场开始向存量市场转化，这一代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企业，出于商业公司追求利润的本能，也正在逐渐从“创新开拓”的策略，开始逐渐转向“稳妥守成”。

对于巨头来说，稳妥守成再往下走，很有可能就是垄断与不正当竞争。

反垄断并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监管的出手，更多的是正本清源，帮助这些企业能够回到，并始终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之上。

立法是监管对行业最有力的支持

此次事件，标志着中国互联网“野蛮生长”时代的结束。中国平台经济，甚至是整个中国互联网，开始进入规范化的时代。

那么此次事件又给行业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局长认为有两点。

一是，阿里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去年12月阿里被立案调查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大政策要放在大趋势里看，不管是一个阿里，还是一个腾讯，都还不配成为这一轮反垄断真正的目标。

中国这一轮反垄断最终的目的，是涤荡中国平台经济领域，甚至是整个中国互联网产业的营商环境，给这个生态里的所有企业，包括大企业和小企业，都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进一步激发行业的活力。

阿里也好，腾讯也好，链家或者58同城也好，在这种大的方针之下，任何企业都不是例外。说白了市监局不针对任何人，市监局是说，在座的谁不做好事，都要承受监管的铁锤。

二是，规范化不是利空，而是巨大的利好。

资本市场有个词叫“不确定性”，这是最要命的一个词。

比如说这次阿里巴巴。过去五个月里，阿里股价一直处于下跌趋势之中，期间最大跌幅达到33.85%，总市值蒸发超过25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16000亿元）。但过去五个月，阿里被处罚了么？其实没有，它只是被调查。但谁也不知道调查结果什么样。用某圈内大佬的话说，就是罚钱是好事，意味着终于可以重新做人了，不然还是鬼，谁都不敢碰。

不确定变成了确定，利空出尽也就变成利好。对阿里来说是这样，对行业来说更是这样。

这次事件，不光是敲山震虎，其实也是给法律的落地，在执行层面“打了个样”。

局长曾经在《再不反垄断，资本就要扼住国家的咽喉了》一文中详述过世界反垄断历史上三个极为重要的案例。

第一个是与洛克菲勒同属镀金时代的1974年AT&T案。

反垄断的结果，是AT&T迫于压力，对外开放了自家的晶体管专利，免费提供给美国公司，并承诺不再自己制造晶体管。这催化了一大波时代枭雄的诞生，IBM，德州仪器，飞歌，都成立于这个时期，半导体时代随之而来，为之后的个人计算机奠定了技术基础。

第二个案例，主角就是诞生在这波半导体产业浪潮中的IBM。

这次反垄断的结果，是IBM放弃了向用户捆绑式销售软件和服务，开始把软硬件，改为分别计价销售。并对外开放了新一代计算机IBM PC的所有软硬件技术标准和细节，甚至允许中小企业制造兼容机。IBM迫不得已的技术开放，引发了又一场技术革命。推动了英特尔、微软的崛起，并成就了惠普、戴尔、联想等一系列制造厂商的诞生和发展，将全人类带入了PC时代。

第三个案例，则是合众国诉微软垄断案。

这次的结果是微软被禁止利用系统做出“搭售”行为，并必须确保系统对非Windows软件的兼容。这一度断掉了微软进行“软硬件生态闭环”的路，成为谷歌安卓体系和苹果iOS系统生态崛起的前提。

回顾这三个环环相扣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垄断的判定标准中，是否妨碍社会创新，才是更核心的问题。一次反垄断，就可以带来一次行业的技术革新，甚至是将世界带入第三次工业革命。

从作用上来说，立法的目的是理清权责，避免企业操作的不确定性。

很多人误以为企业是不希望监管介入的，其实不是。权责分明，公司会好做很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有了清晰的界限，不用摸黑过河，也不用始终提心吊胆，做事才能放心投入。

平台经济，事实上是降低个人参与行业的门槛，刺激市场公平竞争的。比如淘宝和支付宝，比如滴滴，比如58同城或者链家，过去二十年里中国互联网诞生的企业，都在事实上降低了经营和创业成本，提高了社会效率，打通了经济末梢循环。

但如果政府不提供相应的保护，那么这种对公平竞争的刺激，很快就会消亡。

规范化是限制，但也是保护。互联网进入规范化时代，正是在避免中国互联网产业和平台经济过去二十年发展成果的消亡，也助推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民站在过去二十年发展的成果之上，走向新一轮创新和技术的爆发。

无论是暂时为过去的错误付出了一些代价的阿里，或者未来有可能被调查的其他公司；还是千千万万受益于平台经济的小公司、小网站，这都是一件好事。

立法，永远是监管对行业最有力的支持。

结语

今天的舆论场上，有很多人似乎认为资本就是原罪。但事实是，中国过去许多产业落后的根源，就是因为没能用好资本。

局长一直的观点，就是资本自身并不存在好坏之分，它是水，可以泽被苍生，也可能变成灾难。监管存在的意义，就是引导资本，到该到的地方去，做该做的事。

反垄断不是反资本，因为市场永远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的方式，能够提供更加高效的组织形式。反垄断也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因为劫富济贫不能解决问题，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英雄，而是专家。

监管今天做出的公告，态度已经非常明显：处罚并不意味着否定平台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有所改变。

这反而是更重要信号：这个领域，新的机会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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