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器官交易充满了剥削色彩，是对穷人健康权益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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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世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病患在排队等待器官移植。

然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实在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伊朗，是全球唯一器官交易合法国家。

在这里，穷人拿命换钱，富人花钱续命。

目前，全球绝大多数可移植的器官都来自脑死亡者生前的无偿捐献。

当然，这并不能满足数目众多患者的需求。大多数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都等不到做手术的那一天。

于是，有偿的、以活人为主力的器官交易便出现了。

在道德和舆论的约束下，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止有偿器官交易。

但伊朗却是一个例外，它是全球唯一允许有偿器官交易的国家。

要知道，即便是器官交易猖獗的埃及、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法律上也是禁止买卖器官的。

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

早在1988年，伊朗就曾颁布法令，允许患者在亲属之外的人群中寻找器官，实施移植。

而在以往，器官移植在穆斯林国家被看作是亲人之间才能发生的互助行为。

1997年，伊朗又通过了《有偿赠予法案》，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器官交易规则。

按照这套规则，一名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在拿到医生开具的证明后，就可以等待器官匹配。

而捐献者一般通过伊朗政府运营的医疗组织找到需要器官的人。

只要体检合格，匹配合适，那么一场移植手术便会很快展开。

一场器官移植手术

伊朗政府会负责提供医院，并承担捐献者和患者的手术费用。

捐献者可以拿到政府出资的一笔补偿金以及未来一年的健康保险。比如，一颗肾脏的补偿金便是1200美元。

当然，捐献者也可以向患者索要一笔额外的酬劳，这个价格通常不会高于补偿金。

伊朗卫生部称：去年的1242次肾移植中，有420次器官来自活人捐献

可以看出，在这套规则中，伊朗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发挥了监督者和中介的职能，对捐献者和患者的利益起到了保护作用。

这便是所谓的“伊朗模式”。

伊朗希望通过这种模式，缓解器官稀缺的现象，拯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他们也希望通过合法的器官交易，将器官捐献这一领域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从而杜绝非法器官交易给民众带来伤害。

正是在这种模式的作用下，伊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大改善了器官紧缺的局面。

然而，随着经济恶化，如今“伊朗模式”遭受了严峻挑战。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绕开政府，寻求私人交易。

这种不受伊朗政府监督的私人交易市场，正是“黑市”。

在德黑兰的街头巷尾，时常会出现一些贩卖器官的小广告。

他们会在广告上标注自己的血型、年龄和联系方式，然后等待买家联络。

教师出售肾脏的广告

比如，在这份街头广告上，捐献者自称是一位46岁、B型血的教师，并留下了电话。

他因为无力支付妻子患病的费用和房屋抵押贷款，打算以8000万土曼（约合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掉自己的肾。

而像他这样的卖家，还有很多。

在黑市上，一个人除了脑袋和肌肉，从牙齿、角膜、内脏再到干细胞和皮肤，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出卖的。

每个人的器官都可以按照身体状况而卖出价钱。

一份肝脏的价格大约是2.27万元人民币起步，眼角膜最低是2.43万元人民币。

而作为买卖数量最多的肾脏，这个价格往往会在3万至7.5万元人民币之间。

一份卖肾者名单，很多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

实际上，上面那位1.2万元卖肾的教师，之所以价钱“相对便宜”，是因为他年龄偏大。

如果是身体健康而又年轻的捐赠者，他们的器官往往能卖出高价，因此不少捐献者都会添油加醋，吹嘘自己的体质很棒。

繁荣的器官交易催生了一批器官贩子，他们为捐赠者们在医院和各个街区寻找客源，从中赚差价牟利。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伊朗的器官贩子靠这门生意能够月入1万到5万美元，着实是赚得盆满钵满。

每日邮报对器官贩子收入的报道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伊朗人愿意去黑市卖器官呢？

答案无非是贫穷。

选择卖掉器官的人，几乎都是面临负债、失业、养家困难的穷人。

相比伊朗政府提供的补偿金，黑市上卖掉器官能拿到更多钱。

尤其是在近年来，伊朗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他们的日子要比以往更难过。

伊朗近几年的人均GDP

由于前几年的国际油价波动和国际制裁，伊朗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而去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又让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

伊朗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到100美元，大多数伊朗工薪族的月收入仅在1000至2000元人民币之间。

伊朗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曾经的官方货币里亚尔（2020年5月开始逐步被新货币土曼代替）大幅度贬值。最严重的时候，1美元甚至能兑换25万里亚尔。

今年以来伊朗的通货膨胀率

虽然伊朗的工薪族们能拿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工资，个个都是“千万富翁”，但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超市里的洋葱都要十多万。

更何况，伊朗近些年失业率的平均值在11%以上。

上黑市卖器官，是伊朗穷人无可奈何的抉择。

伊朗的器官交易合法化，一直饱受争议。

然而，伊朗官方尽管多次宣称要打击不受政府监督的器官黑市。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器官交易合法化的路线。

毕竟，合法化的器官交易的确能给患者带来充足的器官资源，挽救生命。

伊朗街头的器官交易广告

另一方面，也符合伊朗的道德观念。

作为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国家，伊朗的法律法规都和什叶派法学家（教士）的解释密切相关。

伊朗法学家们依据《古兰经》之中“拯救一个人的生命，等同拯救了所有人的生命”的说法，肯定了器官捐献。

他们还认定有偿的器官交易，也是拯救他人生命的善举。

而1997年《有偿赠予法案》的推动者，正是伊朗地位最高的教法学家，同时也是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

阿里·哈梅内伊，伊朗最高领袖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伊朗黑市购买器官的买家，不乏家境宽裕的富人。

因为按照伊朗政府监督的模式，即便是富人也必须按规矩排队，等待器官。而从黑市购买器官可以让他们节省时间。

当然，也有来自科威特、沙特这些海湾国家的人将目光投向了伊朗，他们的收入要比伊朗人高得多，完全可以支付买器官的钱。

这让与海湾国家关系一向不好的伊朗在2014年立法，禁止外国人移植伊朗人的器官。

然而，伊朗在拒绝向海湾富国的人移植器官的同时，却又在影响更贫穷的邻国阿富汗。

紧靠伊朗的阿富汗赫拉特，成为了又一个器官交易中心，而阿富汗人的器官，大多流入了伊朗。

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有不少器官衰竭的患者需要器官移植。

截至2021年6月，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和亚洲第一大器官捐献国。

但已经注册并同意死后器官捐献的志愿者只有340万人，并不能满足医疗需求。

即便如此，中国也不应该允许有偿器官交易。

有偿器官交易充满了剥削色彩，是对穷人健康权益的践踏。

器官交易的合法化，必然会导致一批穷人走上出卖器官的道路，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趁虚而入。

这正是伊朗器官交易合法化带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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