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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思！

无论39名遇难者的国籍如何，

鲜活生命的逝去，

都是令人悲痛的。

英国警方推翻39具尸体原先全是中国人的推断，这些受害者可能大多来自越南。有来自越南自称是遇难者家属透露称，超过100名越南移民一起偷渡进英国，事发车辆只是运送偷渡客的其中一辆货车，其余两辆货车已经顺利抵达目的地，完成偷渡任务。

事发第一时间将偷渡客与中国联系起来，这是西方社会长期形成的固有偏见。历史上中国人的确是偷渡大户，但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国人已经不愿冒险偷渡，因为偷渡的个中艰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九死一生的偷渡

前几年韩国拍了一部限制级电影《海雾》，电影讲述的是，以捕鱼为生的船长姜大叔和他的5名船员，突然遭遇1998年金融危机，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船长决定铤而走险，接一个他之前一直很嫌弃甚至说不耻的活——走私偷渡。

就这样，船长带着大家又一次出海了，只不过这一次不是捕鱼，而是运送来自中国朝鲜族的偷渡者。

这些偷渡者躲在又臭又腥的鱼舱里，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因为船上的冷冻设备突然出现故障，大量有毒气体泄漏，偏偏鱼舱又非常封闭，十几个偷渡者被毒死在了里面。

这时一向爱船如命的船长做了个决定——把尸体剁碎扔进海里喂鱼。因为他知道，这事如果被发现了，不仅渔船不保，船上的所有人都可能被判刑进监狱。

于是只听船长一声令下，大家纷纷抄起斧子，甲板上瞬间断肢横飞、血流如注，那场面仿佛人间地狱。

《海雾》剧照

如此毛骨悚然的画面，并非编剧虚构，而是真实事件改编。它的故事原型就是2001年“10.8”特大偷渡案。当时49名中国汉族偷渡者，11名朝鲜族偷渡者从浙江出发准备偷渡到韩国的丽水港，途中25名中国偷渡客窒息死亡并被抛尸灭迹。

10月1日60名偷渡者乘木船从浙江出发，在海上漂泊整整4天后，10月5日深夜，韩国籍“第七泰仓”轮赶来接应。

“第七泰仓”轮是艘70吨级的铁壳渔船，有5个鱼舱、两个网舱和一个水罐舱。偷渡者最初坐在船的上舱。这些日子，他们吃的是发霉的面包，喝的是矿泉水，在海上担惊受怕，饱受风浪折磨，大都已虚弱不堪，但尚能勉强支持。

《海雾》剧照

但随着距韩国海滨城市丽水市越来越近，担心被海警发现，10月7日上午8点左右，船员用铁棒将偷渡人员驱赶到网舱和水罐舱内藏匿。

网舱高3米，10米见方，只有一个出入口而没有通风口，人进入后出口处就堆满了重重的网绳作为伪装，不久出入口被一位船员随手关上。网舱进不了空气，仅3个小时舱内25人就全部窒息身亡，酿成悲剧。

而在水罐舱的35名偷渡者幸存了下来。10月8日凌晨，“第七泰仓”轮船长李判根将活着的35名偷渡者交由韩国的另一艘小船送到丽水市水域的大京岛，随后他驾驶船只到远处大海指使船员将25名死亡者尸体扔进大海，企图毁尸灭迹。

幸存的35名偷渡者在大京岛上稍作停留后就被送上岸。有2人饿得受不住，到附近人家讨食物，被当地居民发现举报，不到2小时就被韩国警方抓住。至当天下午4点，其余33人也均被警察收审拘押。

2天后，韩国警方相继逮捕了“第七泰仓”轮船长李判根及其他涉嫌人员。接着，韩国警方将35名偷渡者交还中国政府，由我公安边防押送回国。

那些年因为偷渡酿成的悲剧层出不穷，2000年6月18日清晨远在英国多佛港，一辆卡车上发现了58名穿越欧洲大陆的中国偷渡者，他们死于窒息。

58名偷渡者窒息而死

58名死者及2名幸存者均来自福建，其中28名福清人，23名长乐人。他们于2000年2月从福建出发前往俄罗斯，之后步行几天几夜穿越捷克山区，4月份到达比利时。

在比利时期间曾被比利时当局拘留，后又被释放，并于6月抵达荷兰鹿特丹，在鹿特丹他们由人安排进了一部冷藏大卡车的车厢，准备前往英国多佛港实现偷渡。

然而，在卡车上了轮渡后，司机关闭了通气管。这是车上唯一的通风装置，他这样做的原因是防止海关人员听到车里的噪音。在随后5个小时的旅程中，司机完全把这群偷渡客抛在了脑后。他去吃了一顿饭，还进轮渡的船舱内看了一两部电影。

惨案发生后，100多名偷渡者亲属当时包围了两名蛇头的住宅。这两名蛇头在得知58人丧生的消息后，仓皇出逃。

多佛惨案纪念日

今天的惨剧和19年前的多佛惨案如出一辙，不同的是，这次是越南。

26岁的范茶梅临死前，给母亲发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信息，告诉她“爱她”，“因为在她死前几分钟无法呼吸”，“她快要死了”。他们花费了3万英镑，为的是让女儿前往英国“寻找更好的生活”，而这对夫妇每月收入仅为400美元。

BBC报道称，每年有约1.8万越南人偷渡到欧洲，目的是挣钱养家。根据联合国数据，越南移民每年付给人口走私犯的钱可能达到2.34亿英镑(约合21亿元人民币)。

这里不是钻石山

上世纪50年代至香港主权移交前，单是广东地区，就有超200万名居民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其中，深圳在1980年成为经济特区前，就分别有过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等四次大规模逃港潮。孩童被教导“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边境村落流传着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上世纪60年代在深圳河里举行的游泳比赛

“人蛇”一说就起源于香港，形容内地偷渡者躲在渔船底舱入港，身体蜷曲若蛇，后来就泛指非法移民。经营这一旁门生意的黑道大哥或大姐就叫“蛇头”，做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买卖。

1980年的邵氏电影《打蛇》就是在“大逃港”背景下拍摄的，电影讲述了大量内地偷渡者涌入香港，催生出香港部分帮派绑架人蛇向其亲属勒索的“打蛇”行业。

故事发生在两男一女的大陆人蛇身上，他们为寻找“钻石山”偷渡抵港，虽然幸运躲过警方在海滩上的围捕，却落入打蛇集团之手。三人与其他二十多人同被打蛇集团禁锢，要挟他们的家人进行勒索，以残酷手段来对待他们。

期间，手无寸铁的人蛇受尽凌辱，女的被虐待强奸，贩卖至妓寨；男的被毒打至死，甚至对人蛇集体大屠杀。

电影的最后，女主的弟弟难耐打蛇集团凌辱，与对方抵命，人蛇们顺势施计出逃成功，女主的丈夫在众人被警方抓获时不顾一切奔往钻石山，但等待着他的是深深的幻灭。眼见满山的贫民窟叹道：“我不相信这里就是钻石山！”，成为电影的点睛之笔。

80年代的九龙钻石山

100多年前，晚清时的中国人也曾追寻过他们心中的“钻石山”。当时的大背景是1848年美国发现黄金、南美种植园和东南亚矿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急需廉价劳动力的补充，而黑奴贸易逐渐被摒弃，黑帮蛇头与华工便相伴而生。

西方国家纷纷在中国设立洋行和招工所，尤其是美国通过雇佣蛇头把加州描绘成遍地是黄金的天堂。那些山穷水尽又试图拼死一搏的年轻人不惜向蛇头赊欠船费，以彻底变成对方奴隶的代价，登上了去往“金山”的轮船。

厦门最大的卖人行德记洋行是当时中国五大洋行之一，表面上他们做着米业生意，实际靠着买卖人口赚钱，签一个华工猪仔只需花费3到10元，到了海外却可以卖到100元，甚至是500元。

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有超过250万华工被蛇头带去世界各地，他们有的落地生根，有的惨死客乡。

尽管那张1869年太平洋铁路通车仪式的照片上没有华工的身影，但是每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尸骨。《美洲华侨史话》中记载：“在修筑100英里的塞拉山脉地段的铁路时，华工的死亡率高达10%以上”。

参与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队伍

中国最大规模的偷渡则是在1949年后，因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以每月十万人的速度逃亡到香港。1946-1956年，香港人口从60万激增到了220万。

内地居民“逃港”，起初是政治原因，后来主要是经济原因。尽管中国政府长期严打偷渡，但“逃港者”仍然络绎不绝。直到改革开放后，深圳乃至整个广东的崛起，这种局面才得到真正改善。

80年代后，福建人取代广东人成为新的偷渡大户，中国最著名的女蛇头——郑翠屏登上了历史舞台。

出生于福建福州亭江镇盛美村的郑翠屏，也是一名“逃港者”，因为她父亲在香港远洋货轮做海员，郑翠屏“逃港”十分顺利。1973年，24岁的郑翠萍和家人搬到了香港居住，并在香港开了一家百货店。改革开放后，她以港商的身份在深圳开了一家服装厂。

但在香港的安稳生活，阻挡不了她对美国的向往。1981年6月，郑翠屏在自家商店结识了一对到香港旅游的美国老夫妇，这对夫妇同意以“保姆”身份帮助她去美国。

郑翠屏在1981年圣诞节前夕移民去了美国，第二年把丈夫和孩子也接去了美国，一家人在纽约唐人街的东百老汇大街做起了服装生意，还开了一家福建小吃店。

当地的福建人社区，人们天天讨论的不是移民就是偷渡，郑翠屏开始只是帮着福建老乡或者唐人街的邻居接应一下打个前站什么的。一来二去，郑翠萍发现偷渡的生意挺来钱，便家人齐上阵，不过刚开始每次操作的偷渡者不超过10人。

家庭作坊式的操作满足不了郑翠萍的野心，她与福清帮大佬郭良琪、美国黑手党甘比诺家族以及东欧黑帮搭上了关系，建立了“福州—塞尔维亚—欧洲—美国”这条偷渡黄金路线。

郑翠屏一次可以运作几百个偷渡客，每一个偷渡客需要交纳两万到三万美元的偷渡费用，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偷渡来美国的福建人寄钱回家也经手郑翠萍，她从中收取3%的佣金。

在做蛇头的前十年，郑翠屏几乎没有失过手。1989年，郑翠屏在美国被捕，但她在服刑期间向FBI提供了一些福清帮的信息，并答应充当FBI的线人。但是，郑翠屏出狱后并未履行对FBI的承诺，继续她的偷渡生意。

郑翠屏真正跌下神坛是1993年的“金色冒险号”事件。1993年6月6日凌晨，郑翠屏和温玉辉等其他蛇头合作的货船“金色冒险号”在靠近纽约的公海上漂泊了整整两个星期。当时船上有13名船员，286名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多数是福建人。

按照原先的计划，纽约方面会在他们到达后派出接头人驾驶小型快艇前去公海接应，然后将偷渡者分批接上岸。没有料到的是，原定的接头人却在一起帮派仇杀中死亡，“金色冒险号”在公海上等待了两星期，在断水断粮后，船上的蛇头决定冒险驶入近海，让所有偷渡者自行游水上岸。

搁浅的“金色冒险号”

最终，“金色冒险号”搁浅，286人中10人溺水死亡，6人逃脱，其余偷渡者全部被捕。当时的情形惨不忍睹，“我甚至能够听到他们身体蠕动时候软骨发出的声音，他们浮出海面，然后瘫倒在沙滩上，最后死了。”目睹这一场景的一名美国警察回忆。

不久，福清帮的郭良琪、蛇头温玉辉等相关的责任人相继被抓，郑翠屏经历7年的逃亡生涯后，也在2000年被警方抓捕。2005年，纽约法院判处郑翠屏35年监禁。

怀揣美国梦的200多名偷渡者，除几名未成年人等极少数人外，其他人全部押解入狱。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到美国的“人蛇”，有人至今仍未获得合法身份，需要定期向移民局报到，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可能。

“金色冒险号”事件后，偷渡到美国的福建人日渐减少，日本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福州的一些涉外公司称到日本打工只需要花费几万元的费用，就可以一年挣20万，于是当时有几千人在他们的联系下到了日本，多数是福清人。其后，从日本挣钱回来的福清人，有的就和日本人联系起来，做了“蛇头”。

1995年之前偷渡去日本的福清人挣了大钱，于是他们纷纷“牵引”亲戚朋友偷渡去日本，从1995-2000年，通过偷渡去日本的福清人数目惊人。但这些人因为文化水平偏低，缺少生存技能，有不少人加入到了类似福清帮的黑社会组织。

一些福清人在日本“作奸犯科”，2000年以后，日本政府加大打击偷渡的力度，严查在日本的福清“黑户”，并加紧了对福清去日本的签证限制，于是“赴日潮”渐渐降温，许多偷渡者只好转而偷渡至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

2000年的多佛惨案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至于为什么去英国？除了工资高，更重要的是在英国，偷渡者可轻易申请难民庇护，一段时间内就可获得英国的合法公民身份。而在取得合法身份前，偷渡者也可在当地自由寻找工作。

早期去英国的福建人的确挣了大钱，他们大多从事保姆、洗车、搬运工等行业，一年平均约有15万元的收入。

但是，随着这些行业人员的饱和，继续去英国的偷渡者便难以找到相对理想的工作，于是有很多“蛇头”便把他们介绍往海滩拾蛤。9个小时辛劳的采蛤作业仅仅得到1个英镑的报酬。

悲剧再次发生了！当地时间2004年2月5日晚，英国兰开夏郡的莫克姆海湾发生一起重大的拾蛤者遇难事件，巨大的海浪袭来，其中有19人死亡（17名男性、2名女性），14人侥幸生还。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非法打工者，年龄均在20岁左右，以福建人为主。

接二连三的事故，开始让福建人心有余悸，大规模偷渡偃旗息鼓。偷渡者开始明白，“这里不是钻石山！”

一个时代的结束

被判刑后郑翠萍一直坚持上诉，直到2010年10月，她放弃了上诉的希望。在狱中的郑翠萍身体一年比一年恶化，她胆固醇和血脂偏高，监狱内医疗条件差，导致郑翠萍曾两年内体重连减了17磅。

2014年4月24日，郑翠萍因癌症，抢救无效死在狱中，终年65岁。

在充满中国色彩的唐人街，郑翠萍的出殡传统而盛大。她的子女租了160辆黑色林肯车送别她的遗体。街道两旁，统一着装的福建华侨，每隔一段距离就奏响哀乐。

上千华人为郑翠屏送行

 

一代蛇头的落幕，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过去十年，中国不再有大规模的偷渡行动。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西班牙裔偷渡客增加95%，中国偷渡客数量仅增加0.3%。

为打击偷渡客，西班牙警方和电视台曾专门拍摄一部名为《蛇头》的纪录片。“1992年之后，大批中国偷渡客由蛇头带队从东欧南斯拉夫等地进入意大利，然后再到西班牙、法国等国。”

西班牙警方称，近年来西班牙中国非法移民日趋减少，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偷渡去国外打工这一概念逐渐淡化，许多赚了钱的中国人选择回国发展。与之相反，至少上万名西班牙人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滞留不归，打工赚钱。

2009年，意大利遭遇债务危机，税收不断上涨，严打黑工，迫使很多中国工厂倒闭，而这时的中国，经济却蒸蒸日上。很多在意大利赚了钱的大老板，放弃漂泊生活，卖掉产业，带着大量欧元落叶归根。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现在偷渡去发达国家并不划算。以英国为例，2018年人均GDP 4.256万美元，是我国的4.42倍，英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周薪中位数是569英镑，那么月薪约合人民币2万元。

一年二十多万人民币，看起来似乎还可以，然而付出的代价却非常高，头两年基本是替蛇头打工，而且随时有被遣返的风险。

实际上，随着中国人均收入不断提升，不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愿冒险偷渡，而且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渴望到中国工作和生活。

2019年，有位英国学者通过对比印度和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的程度。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如果中国肯收留印度女性的话，会有数亿人翻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

79岁的英国华人首富叶焕荣，年轻时带着仅有的十英镑闯荡英伦。当他阅尽铅华，回首少年时：“你问我当初为什么要到英国来，如果我说‘我想成为有钱人’，这是一个错误答案；如果我说‘我讨厌贫穷’，这是一个好答案。”

“讨厌贫穷”——这是所有偷渡者的内心想法，若是国富民强，谁又愿意长途跋涉，背井离乡。

国富才能民强，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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