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千年史》是探索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密码的一本书，也是帮助我们探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安格斯·麦迪森曾经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位计量经济史学家，其著作最大的特点是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在这本书里，他用数据和事实讲述了世界经济长期增长以及各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奥秘探索。
1820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转折时期
为什么我要推荐和领读这本书？因为作者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把1820年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转折时期，他认为1820年之前是前工业化、前资本主义时期。
我们都知道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所——十五六世纪研究所。为什么武汉大学要设十五六世纪研究所？因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探索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十五六世纪前工业化的阶段非常重视。
书中讲到，1820年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是1.8%，也就是当我们把视野放到1820年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那时候的美国只是一个中型的新兴国家。
为此，我们不禁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人类发展大转折时期，美国、德国是如何由弱而强？英国、法国是如何由盛而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我们留下来的最深刻的历史教训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在1820年时GDP占世界的比重是32.9%，但是到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是1820年的1/4？为什么麦迪森讲中国在1950年时人均收入是停留在1890年，在旧中国的60年间我们没有任何经济进步？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德国由弱而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把握住了麦迪森教授提出来的，1820年到1870年一个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1870年到1913年一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说，美国、德国由弱而强，最核心的一点是把握住了1870到1913年的第二次工业化和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
然而，当美国、德国崛起以后，接续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已经知道，在1870到1913年人类经济贸易第一个黄金时期之后，接续而来的是1914到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
因此，当中央讲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讲我们今天的国际环境，是不是越来越像1870到1913年？或者更准确地讲，是不是越来越像1890到1913年？当时英国从推动自由贸易转向了保护主义，地缘政治一步步把世界引向战争，大国不负责任搞孤立主义导致全球治理失序。人类社会的未来是什么？是1914到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还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稳定的国际秩序是首要？
沿着这本书往下读，我们看到麦迪森所讲的，1950年到1973年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在这个黄金时期，几乎所有地区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都超过了1870到1913年。那之后接续的是什么？大家都很熟悉，接续的是1973年到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世界经济的滞胀，一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
按照麦迪森的数据，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次黄金期是什么时候呢？是1991年到2008年，这个时期超过了前两次黄金期，1991年到2008年也因此被称为是超级全球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迅速地实现了复兴。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90年到2021年日本的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下降了31个百分点，德国的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中国的GDP占美国的比重上升了71个百分点。从中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把握住了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期。
美国看到这个数据不干了，他们认为这一轮全球化是美国推动的，IT革命是美国推动的，最后的增长红利却被中国拿走了，这一定是全球化失控和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把应当属于他们的全球化红利拿走了。
第三次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期结束以后，我们的国际环境就出现了中央讲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变局时期，我们能够看到三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基于规则的全球化陷入了停滞。现在西方讲的新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去中国化；而我们中国讲的新全球化，重点是希望继续推动全球的贸易投资的开放。
第二个变化，全球贸易投资减速。2008年之前，全球贸易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5倍到2倍，现在下降到0.5倍到1倍。
第三个变化，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发生裂变。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地缘政治，非经济手段正在迫使全球的供应链离开中国。订单外迁，产业链、供应链外迁，技术、设备、人才外迁，资金外迁。另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开始出海，而且全球的跨国公司也都面临一个困境：既要合美国长臂管辖的规，又想保住中国市场。
为此，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们不由地会问自己几个问题：这样的国际环境还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吗？和平和发展还是当今发展的主题吗？中国和美国脱钩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不仅是三中全会的主题，而且是新征程、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什么叫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第一个内涵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解决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如果我们还是用过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也就是用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来推动我们参与国际循环，提升我们国际工序分工的地位，那么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紧张。基于此，一个大国的现代化，它一定是内需立国和全方位国际合作。
我时常会想起一组数据，有一个指标叫“外贸依存度”，这个指标的分子就是进出口，分母是GDP。
在珠江三角洲，珠江口东岸的两个中心城市，深圳的外贸依存度是100%，东莞的外贸依存度是118%；珠江口西岸的两个中心城市，广州的外贸依存度是39%，佛山的外贸依存度是56%。
为此，在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真正的外向部分主要是珠江口的东岸。也就是说，站在深圳的港口，70%的货是外销；而站在珠江口西岸像广州的南沙港，70%的货是内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45年的改革开放在珠三角地区、珠西地区仍然是国内大循环为主。
从全国来看这个指标，2006年我们的外贸依存度是64%，2021年我们的外贸依存度是34%，未来十年呢？203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有可能是多少？会不会是24%？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大国的现代化，我们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做好，不但用内需支撑中国的发展，而且带动进口，推动世界的发展，来形成一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良性互动的战略。
与此同时，我时常会想我们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新三样”发展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赢者通吃。赢者通吃的战略意味着，你是一个大国，你的新风口、新赛道、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支持；但是作为一个大国，你的产量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海量，你的出口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海量。如果赢者通吃，那么别人吃什么？因此，怎么形成有饭大家吃的战略，让“新三样”发展的利益既有中国企业的一份，也有东道国企业的一份，还有第三方合作的一份。
关于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一方面扩大内需战略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另外一个方面，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也变得同样的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在企业出海的大潮中如何来建立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全球生产体系）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合作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如何给世界带来新的机遇？
为此，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五个内涵，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上百年前，霸权国家英国和法国，新兴国家美国和德国，实力对比变化引起格局变化，最后是两次世界大战。那么当第三个黄金期结束以后，怎么才能够避免进入历史上曾经进入过的1914到1945年？如何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不打仗、不折腾，以赢得新的三十年和平发展的时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式现代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战略、新的概念，就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述，它的核心标志是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那么我就在想，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哪一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最快的，经济增长率是最快的？
如果我们把过去四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列个表，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到2008年是最快的，2002到2008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1%，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高达4.2%，资产净收益率增长6.9%。
为什么这个时期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率是最快的？因为这个时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中国加入WTO，我们用15年的努力（1986—2001年）加入了WTO。
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要接受15条，为什么要接受16条，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的第242段？我们国家当时回答了三句话：第一句话，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第二句话，为了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第三句话，为了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当时我们很时髦、很通俗的一句话叫“狼来了”。家里有一群肥羊，外面有一群饿狼，门要开了，一旦门打开，凡是跑不过狼的羊通通会被吃掉。
为此，我们看到从1986到2001年，中央在跑步，修订整理几千个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政策；地方在跑步，调整清理修订了九万多个地方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政策；企业在跑步，我相信当时的企业老总只有一个心思，带领自己的企业在开放条件下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跑过狼，每一个人都在跑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它给中国带来的是一个增长的黄金期。
另外一个因素是在1998年到2002年这四年，我们推动了解决问题、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
短期，1998到2002年四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带动投资3.2万亿，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中期，推动结构性调整。当时结构性改革特别有名的一个案例叫“纺织业限产压锭”，当时纺织业总产能为4000万锭，国企产能压缩了940万锭，民企产能增长了2000多万锭，形成了国企逐步退出、民企跑步进入的局面，进而促使长期“卡脖子”的面料、印染技术获得长足发展。
长期，就是解决我们长期的历史欠账，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的问题。1998到2002年四年的结构性调整，为2002年到2008年经济增长率1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4.2%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我看到当前国家出台了2024年到2027年四年，每年超过5万亿的设备更新，每年超过1万亿的耐用消费品的换代和每年“双碳”目标引资2万亿以上。我就在想，这很像1998到2002年。但是我又在想，它带来的扩大内需的短期效果怎么样？它带来的中期的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怎么样？它带来的长期扫荡高质量发展前行的障碍和问题的效果怎么样？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实际上都是有很好的经验和案例的。
中美战略博弈的三个指标
未来，看中美的战略博弈，我主要看三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在总量上我就看中国的名义GNP占美国GNP的比重，在未来的短期、中期、长期相对增长业绩怎么样？对企业来讲，看企业与国际标杆企业相比，与国内标杆企业相比，企业营业收入是前进了，停滞了，还是倒退了？
第二个指标，在结构上我就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占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比重的变化。过去四十年，我们每年比美国高2个百分点。过去的十多年，我们每年比美国高1个多百分点。最近五年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已经下降到百分之1.2、1.3左右，美国下降到0.5左右。那么未来呢？对企业来说，就要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标杆企业的效率进步。
第三个指标，在微观上我就看中国ROE（资产净收益率）相对美国的表现，可以分解为利润率、杠杆率、资金周转率三个指标。从国家来讲，就看我们的货币、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企业管理经营治理能力与竞争对手相比，谁更挣钱？
总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大国的现代化，一个大国的现代化就不能仅仅从自身发展出发，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全球视野。过去的时代过去了，未来的时代对我们的企业、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提升相对生产率的增长，是最重要的。而无论国际环境发生什么变化，我认为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做好自己的事情，把经济质和量搞上去是最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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