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松涛

来源 | 首席财经观察（ID：meirijingji001）

在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中央给深圳发了一个“超级大红包”——10月11日中央发文计划将深圳打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这个大红包对于深圳的重要性不亚于1980年的经济特区的设立，因为在经历40年的飞速发展之后，今天的深圳面临着制造业“空心化”日趋严重这一大问题，而中央这个大礼包刚好能很好地帮助深圳解决制造业“空心化”问题。

三次制造业外迁潮，让深圳成科技之都

深圳制造业之所以出现“空心化危机”，原因就是近年来大量的制造业外迁。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历史上，深圳曾多次面临制造业出走的浪潮。第一次是1995年上半年，“三来一补”形台资、港资外迁。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利用改革开放政策和毗邻香港等优势选取一波招商引资热潮，大量“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在这一段时间内成立，由此产生了深圳以工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

但到了1995年，深圳当时的领导意识到自身资源、土地等劣势，所以提出要种‘高产田’，于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于是大量的“三来一补”被迫外迁。

在1995之后，深圳制造业外迁潮又发生了3次。

第二次是2003年开始的低端制造业外迁，很多低端制造企业都将工厂搬到周边城市，在深圳仅保留总部或研发中心；

第三次是2011、2012年以三星为首的外资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选择撤离，将产能转移到越南、印尼、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地区。

以上这三次的制造业撤离潮，并没有使得深圳制造业走向衰弱，反而越来越强。因为这3波企业外迁根源是深圳市政府主导的制造业升级换代。

因为深圳在迁出大量落后、低端的制造型企业的同时，引进和培育了更多高端、先进的制造业，因此深圳制造业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从跟跑、并跑，跨跃再到领跑。

正是由于深圳制造业的不断升级换道，深圳的经济才能飞速发展。从1979年到2019年，深圳GDP从1.97亿元狂飙至2.7万亿元，40年中GDP上涨了13700多倍，超越了曾经差距无比巨大的香港(2019年GDP为2.53万亿)，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国内第三。

然从2015年左右开始，深圳再次迎来第4次企业外迁潮，这次的外迁潮与之前3次有所不同，不仅维持的时间长，而且外迁的制造业中不少是先进制造业，甚至有许多大中型企业和龙头企业。

第四次制造业外迁潮：科技企业都跑了

数据显示，2006年至2007年的外迁企业主要集中在服装、皮革等传统优势产业，其中产值在5亿元以上的仅占4.5%。

近3年外迁企业中，电子信息等高技术行业成为外迁主力部队，其中电子信息制造外迁企业占比接近四成；产值上亿元的工业企业占到近50%，其中近三成为大型工业企业。

这些出走的大型企业主要有3个方向：深圳周边城市、内陆省份城市、印度及东南亚国家。

无论是制造业迁到内地城市，还是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对于深圳的制造业、实体经济来说，都是一大利空，因此在这里合并起来阐述。

搬迁至内地、国外企业，最具代表性的几个公司为富士康、正威国际集团、金立、欧菲光、兆驰股份等企业。

近年代工龙头富士康开始将重心从深圳向中国内地还有印度。在国内郑州已取代深圳龙华成为富士康在中国大陆最大的生产基地，另外富士康还投资50亿美元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建设12个电子制造基地。

由于富士康郑州工厂是苹果在国内的主要代工场，这使得一大批的苹果供应链厂商跑到郑州设厂，这就是产业的集聚效应。

2015年，深圳正威国际集团在郑州航空港投资250亿元启动了手机产业园项目，计划形成每年2亿部手机产能，产值达2000亿以上。

中兴、金立、欧菲光、兆驰股份、兴飞科技、海派通讯等众多手机、LED电子企业则扎堆搬迁至南昌，现已在南昌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园。

当然，除了内陆城市及国外，深圳更多的制造业迁到了周边的东莞、惠州、中山、广州、汕尾等城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家企业是华为、比亚迪、中兴通讯。

2014年中兴通讯将大部分深圳基地迁往河源；2015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设在汕尾；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

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就是华为2016年开始搬迁至松山湖，作为中国消费电子领域的龙头，华为搬离深圳带动一大批深圳电子信息制造企业离开。

据光电显示在线发布的信息显示，在华为龙头效应的带动下，50多家华为核心供应商纷纷布局落户东莞，其中大部分都是从深圳迁过去的。

欧菲光、歌尔股份、蓝思科技纷纷签约落户东莞，长盈精密继续加大东莞投资力度，而立讯精密真挚直接把总部从深圳搬迁东莞。

搬迁的不止这些硬件设备制造商，还有不少软件供应商。

2018年软通动力1500名员工入驻松山湖新基地，接下来其华南区4000人规模的研发基地将逐步从深圳转移到松山湖；而迈威科技的人才培训板块、产品生产的部分也已经搬至松山湖。

这些龙头企业的搬迁，迁走的不仅是一个企业，更是一个产业链，上下游配套都得跟着走。

如今，随着周边城市加快吸纳深圳企业落户，“深圳总部”+“东莞、惠州、中山、江门生产制造”的模式已是很多深圳制造业企业的常态。

2014年至2016年这个3年期间，据中山、江门市发改局统计，230多家深圳企业落地中山，198家深圳企业在江门投资设立的分支机构达225户；而东莞中原战略研究中心统计,东莞全市共引进深圳企业项目604宗。

在这种模式下，制造业生产值依然算在深圳总公司名下，对于深圳经济总量来说的冲击并不大，但却给深圳带来了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隐患。

租金上涨逼人逃，企业外迁经济伤

 

在2016年《别让华为跑了》引发社会舆论对深圳企业产业转移的广泛关注的时候，原深圳市市长许勤一次讲话中说：“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深圳企业迁出不断加速。

据深圳统计局显示，深圳2014-2018年企业注销/吊销的数据分别为只有7694家、10866家、16717家、26749家、47265家，而2019年前3季直接攀升至11万之上，相比2015年，增加了10倍。

企业之所以加速外迁，与产业空间不足、房价租金和人工成本高企息息相关。

 

近年来在深圳刮起环保风暴，首先被迫转移的就是被誉为“电子产品之母”的印制线路板（PCB）。

因为线路板行业很多工序存在高污染，特别是电镀、蚀刻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废物排放比较严重。

深圳是全球最为集聚的PCB产业制造重地之一，相关企业超过500多家，这些企业差不多都得转移。

在线路板行业被迫转以后，其他下游相关企业因为税收、人工、租金成本的大幅上行不得不跟着“出逃”。

证券时报采访的一位在深圳从事模切辅料制造生意的曾权（化名）说道：“2009年在宝安福永和平村租下了两层厂房，当时的租金是10元/平方米，当时约定每两年涨租10%。10年内，租金从10元的涨到15块，再涨到23块，现在涨到27块了，真的没办法租下去了。”

而这样的例子在深圳普遍存在，不仅租金上行，员工工资、企业税收成本也不断攀升，这迫使大大小小的电子不得不外迁。

因此，我们看到2019年前3季度迁出企业比也2018年全年的两倍多，而且由于深圳的企业外迁主要是产能外迁，迁出的企业很多保留了总部、研发，因此实际外迁的企业数量会比披露数据大的多。

大量的制造业的的外迁，让深圳2019年制造业产值增速创下近20年最低水平。

2019年，深圳第二产业(工业)GDP突破万亿至10495.84亿元，但是增速却从2018年的9.3%直接跌到4.9%，增速几乎腰斩，这一增速甚至比2016两年数据还低近50%。

深圳2019年工业增速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大型制造业出走导致。

2018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外迁企业有91家，累计在深工业总产值600亿元，分别占当年规上工业企业总数、总产值的1.1%、1.95%。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还增长9.5%；

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甚至只有4.7%，比整体还低0.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当年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外迁情况比2018年严重的多。

由于高新技术行业成为外迁新领域，电子信息制造业等高技术行业企业占37.5%，让2019年先进、高新、电子信息技术制造业增速同样出现暴跌。

2018年，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增速分别比上一年提高1.1、1.7、3.7个百分点。

2019年，先进、高技术、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5.5%、5.9%、5.5%，增速只有2018年的4成左右，均低于深圳GDP的增幅（6.7%）。

制造业的增速的大幅萎缩，让深圳2019年GDP增速从2018年的7.6%直接下滑近1个百分点至6.7%，这一增速可以说是深圳过去20年的最低值。

要知道，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最严重的的2009年，深圳GDP还保持了了10.7%的两位数增长。

此前GDP增速一直落后于深圳的广州，2019年竟然以6.8%的GDP增速超越深圳。可以说在短短一年内，深圳的GDP增速从领先广州1.4%，到现在落后广州0.1%，中间发生了1.5%的变化。

全球招商待落实，中央红包是最大助力

按道理像深圳这样一个开拓创新的城市，更不该拿GDP说事。但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速，这是政府治理的先决条件，经济增速一旦下滑很多问题会暴露。

所以面对制造业外流加速造成的增速腰斩，深圳非常重视，因为深圳决策层很清楚即使深圳定位是创新型城市，绝不能抛弃制造业。

因为创新一定要有制造业的支撑，否则创新容易成为无本之木，如今的香港就是前车之鉴。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就认为：盲目追求第三产业的比重会影响城市竞争力，会造成产业空心化。

这些年深圳为了避免产业出现“空心化”和“虚高级化”现象，严格控制工业区块线范围内的“工改商”和“工改居”，规定到2020年深圳工业用地比重不低于30%，并且不断出台政策吸引全球技术领先企业落户深圳。

针对深圳的土地空间问题，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及并重申这一观点：“未来凡是符合深圳产业导向，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企业和项目都将得到充足的空间保障。”

2019年，深圳史无前例地一次推出30平方公里产业用地，并于12月18日举办了史上最大力度的招商活动——2019深圳全球招商大会，现场协议签约128个项目，总投资5624亿元。

这30平方公里产业用地工业用地、5624亿元资金主要投向于深圳制造业的10个重点发展领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5G、新型显示、物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精准医疗、金融科技、智能装备、节能环保）以及6个前沿方向（增材制造、石墨烯、柔性电子、微纳米材料与器件、氢燃料电池）。2019年12月18日，深圳举办了史上最大力度的招商活动——2019深圳全球招商大会，现场协议签约128个项目，总投资5624亿元。

当然，企业有投资意愿，最终的落实还得依靠政策的放开。土地资源有限的深圳特区这4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改革开放政策是最大的助力，它像一块磁石把所有资源都吸引过来。

如今，对于在大力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深圳，中央发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无疑将是最大的助力。

 

因为这一《实施方案》不仅在降低了外资进入金融、航运、能源、医药、电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教育等领域市场的门槛，还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制度，营造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无疑是对深圳制造业及整个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无疑最大的支持。

例如《实施方案》的第四点：支持（深圳）在土地管理制度上深化探索。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支持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前提下，推进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支持盘活利用存量工业用地，探索解决规划调整、土地供应、收益分配、历史遗留用地问题。探索利用存量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设的市场化机制，完善闲置土地使用权收回机制。深化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区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支持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完善一二级市场联动的土地市场服务监管体系。试点实行土地二级市场预告登记转让制度。

任正非曾经痛批高房价“影响企业生产要素成本”，华为终端总部搬迁到东莞松山湖的原因也是深圳房价过高、租金太贵，员工每个月过着还房贷的日子,没有心思搞创新！

所以这一点可以视为是中央在帮深圳破解最为致命的土地紧缺问题，只要土地供应得到保障，租金成本和房价房租就有望得到控制，深圳的竞争力就不会被大幅削弱。

又如《实施方案》的第五点、第七点、第九点：

完善适应超大城市特点的劳动力流动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完善居住证制度，鼓励根据实际扩大公共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标准，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允许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制度。

加快完善技术成果转化相关制度。改革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的科技项目遴选、经费分配、成果评价机制。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在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成果评价、收益分配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政府资助项目科技成果专利权向发明人或设计人、中小企业转让和利益分配机制，健全国有企业科研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完善技术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

健全要素市场评价贡献机制。率先探索完善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充分尊重科研、技术、管理人才，探索充分体现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要素价值的实现形式。深入推进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支持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与企业家成长规律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机制，探索与企业市场地位和业绩贡献相匹配、与考核结果紧密挂钩、增量业绩决定增量激励的薪酬分配和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这三点可以视为是中央在帮深圳解决人才引进的问题，在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只要深圳能够吸引来人才、留得住人才，并让人才发挥出更大价值，那么深圳就一定能够留得住高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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