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国家扶持拯救不了衰落的北方,反而会害了它

发布时间:2021年04月14日 来源:无冕财经 wumiancaijing 作者:维舟 浏览量:1,481次

南北差距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这种差距并不像地理因素、文化因素那样难以克服,相反,它完全是事在人为的。此时指望国家扶持、给更多投资,其实是期望“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真正应当做的恰是摆脱这种思维,减少过度的干预,释放民间的活力,在一个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时代背景下,也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市场机制对北方的渗透,打开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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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雷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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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朱智琪

不久前,各地去年的经济成绩公布,天津被南京挤下,全国GDP前十大城市的行列中,北方自此只剩下北京一根独苗,这引起了许多关于“北方衰落”的忧虑。

直到1978年,全国经济十强城市之中,北方还占有六席(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哈尔滨、青岛),当时“南北差距”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主要都是在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东西差距”,然而这两年,似乎忽然之间,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变成了“南北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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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天津被南京挤出全国GDP前十大城市。图片来自国民经略。

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动是有依据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粗略估算,2000年沿海各省市的人均GDP还是全国平均值的143%,而内地仅为70%,相差两倍多,但由于大量人口向沿海迁移,而内地则加大开放和基础设施建设,接纳了更多产业转移,到2019年,这一落差已收窄到1.5倍(124%比80%)。与此同时,南北方之间却由几乎均等急速拉开差距:2000年还是100%比99%,2019年就变成了114%比84%。

换句话说,“东西差距”仍在,也还是比“南北差距”更大,但前者在缩小,而后者却在加大,甚至隐隐呈现出某种“南北大分流”的态势,真正让许多人为之忧虑的就在于此。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变动究竟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图片 如何解释南北差距

对这一现象的一个流行解释是所谓地理假说,也就是认为,北方经济变差,归根结底是因为在气候、地缘等天生的地理因素上就不如南方,尤其是冬天漫长寒冷,对农业、工厂开工、室外服务业都是不利因素,而北方的海岸线也相对较短,远离国际主航道。尤其在解释“东北为何衰落”这个问题上,地理假说更是许多人的钟爱。

以往在解释沿海/内地之间的“东西差距”时,这种地理梯度发展的观点也经常被抬出来,因为这看起来相当一目了然。的确,地理上比较偏远的地方通常更不发达,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交通成本高,人口、资金、信息的流动都慢,如果运费高昂,这的确会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如今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地理上的阻碍,沿海/内陆之间的差距缩小就是一个明证,这就很难解释为何内地省份克服了地理因素,而同时期北方省份却无法克服,更不能解释为何南北差距独独是在近些年才开始拉开。最明显的是东北和西南:东北是全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而西南地区却多崇山峻岭、又不靠海,交通最为不便,然而近二十年来西南经济已爬出谷底,倒是东北在人均GDP上取代西南成为全国各大区的垫底。

事实上,近些年就算是在北方内部,经济发展较快的也是几个内陆省份,尤其是陕西、河南,而辽宁、河北、天津、山东这样的沿海省市却落在后面。按十多年来的发展势头,河南很有可能取代山东成为北方各省经济表现上的领头羊。如果说地理因素决定着经济繁荣,那就无法解释为何在同样寒冷的情况下,按说地理条件更优越的省份,经济表现却不行。

地理假说也潜在地低估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只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式地搭便车,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努力所致。与之相比,另一种文化假说就强调,是人们所秉持的价值观推动着当地经济的兴衰。1960年代初,加纳和韩国的人均GDP相差无几,但三十年后竟拉开到相差14倍!劳伦斯·哈里斯等人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中因此指出,“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文化能使经济发展的局面完全不一样。

很多人都注意到,北方社会重义轻利,很多人又好面子,下岗后宁可在家呆着,也不愿出去摆摊。不仅如此,北方的官本位思想更重,之前就有个段子嘲讽“鲁性”:在山东,这个新年回去,就算开着奥迪也没用,因为你回乡本身就表明你不是在体制内工作。相反,在东南沿海,一个人发财后,那是会得到普遍称羡的,意味着此人“很有本事”。这种价值取向当然会影响人们是否选择商业领域发展,进而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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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山东农村的过年“跪拜”习俗在网络上引发了争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各地的文化差异性。图片来自齐鲁晚报。

不过,如果深入去看近数十年的南北经济大格局,就会发现,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尽管一直存在,但却难以解释为何它直到近十多年才产生那么严重的影响,因为直到2000年前后,北方整体上的人均GDP都并不比南方低,东北甚至长久以来都是“共和国长子”,是全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文化”毕竟是一个地方相当稳定的社会因素,又怎么解释这几年才引发那么明显的差异?

“文化”的力量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是受新教伦理激发,并断言在中国是“文化阻碍了发展”,然而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中国以往数百年的经济发展滞后,并不是因为文化本身,而是政治因素和经济体制。

图片 “讲政治”还是“搞经济”

在“南北差距”这一表象的背后,其实说到底还是市场机制的力量。

相比起北方,南方各省普遍矿产资源不丰富,不得不重视轻工业、服务业多过重工业,又相对远离政治中心,其结果,全社会的劳动力是围绕着相当不同的产业结构组织起来的。

这在东北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国最重要、最发达的重工业基地,又承接了“一五”计划的大量项目,东北一度风光无限,城市化率、人均GDP都位居全国各大区第一。1952年,东北的工业产值竟占了全国一半多(52%)。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极为便于集中化管理、可以通过“大干快上”迅速发展,但问题是,到了市场经济的时代,越是这样的老工业基地,面临的转型困难就越大。

朝鲜半岛的南北方提供了一个更为极端的样本:在战后分离之初,由于北方多矿产、水力等资源,日本殖民时期的工业建设就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南方主要依靠农业、手工业和小商业,人口密集而相对穷困。虽然经历了战争的破坏,但北方的工业基础还是远好于南方——直到1975年,南方的人均GDP才追上北方。在此之后的情形人所共知:南北阻隔形成了反差强烈的两种实验室环境,如今南北人均GDP已拉开到了50:1,而要论文化因素,原本它们都是同根同源的。

在统一的国内市场、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之下,中国不可能出现这么极端的失衡,但内在的机制却不无相似之处。1949年后,虽然是“全国一盘棋”,但南方由于原本的工业底子薄,国家项目又少,因而在计划经济中实际上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五”计划前夕,上海工业产量占全国总产值的1/5,但仅占国家投资的2.5%,到1957年,有25万人调离上海去“支援各地建设”。

对南方各地来说,这是普遍现象:由于长期得不到多少国家投资,只能想办法“自力更生”,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反过来,自上而下的干预也就因此较少。很多人现在或许已经忘了,如今被视为经济最发达之列的广东、福建两省,在1978年之前其实是得不到建设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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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广东GDP在全国排名第一,福建排名第七。图片来自盘古智库。

很多人强调的“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政治经济机制所不断塑造的,因为北方相对来说更加“讲政治”,必要时经济就得为政治让路,而南方近三四十年来则可说“最大的政治就是搞经济”。不仅如此,由于长期服从指令和调配,北方在经济领域也很容易出现“等靠要”的被动性,乃至出现了变局时也反应迟缓,因为很多人觉得,那么大的厂子,“国家不会不管的”,等到这样的局面真的出现时,就顿时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

短期内,这可能看不出来多大差别,但当中国在1992年后更进一步转向市场经济、尤其是2008年后转向内需,南方就逐渐显示出比北方更亲市场、也更适应市场竞争的优长。北方之所以在短期内难以翻刻,也正因为这是双方内在的结构性差异,体现在方方面面,诸如官本位文化还是商业文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效率、企业对市场的灵敏程度等等。经济学者任泽平团队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南北差距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

在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北宋时,朝廷就对陕西实行严格的榷盐制度,对食盐的运、销控制极严,明代也强化在经济生活中的国家干预,以便控制民间的竞争与分化,保持社会稳定,然而这种做法的另一面,则难免严重压抑民间经济的活力,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积累到后来乃至出现“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明史》卷二二六《丘橓传》)的局面。

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也就可以让我们意识到:这种差距并不像地理因素、文化因素那样难以克服,相反,它完全是事在人为的。此时指望国家扶持、给更多投资,其实是期望“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真正应当做的恰是摆脱这种思维,减少过度的干预,释放民间的活力,在一个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时代背景下,也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市场机制对北方的渗透,打开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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