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久见！继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团灭后，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或将被“腰斩”。

近日，中办国办《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发布后，多地被爆出控制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规模占比，最低将调减至5%以下，并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事实上，已经有一批名校改旗易帜，比如广州广雅实验学校、上海张江集团学校等等。

2019年我国义务教育在校生1.54亿人，民办的规模占比10.6%。若按5%的比例调减，我国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数量至少减少800万个。

广州、深圳、上海、佛山、东莞等民办教育占比超20%的城市，在接下来两年内或将发生最剧烈的“民办教育大地震”。

一批民办将转公办或停止办学！

中国的教育格局将重新洗牌，义务教育“民进公退”的趋势将扭转，重回“公进民退”轨道。

这把火是怎么烧到民办教育头上的？

是教育资本化引起警惕？

还是此前“绞杀”公办学校惹下大祸？

是教育加剧内卷有碍“三孩”新政？

还是违反了“有益补充”的初衷，遭到了反噬？

今年3月，广州教育圈一声惊雷炸响。

广州市教育局一则《广州广雅实验学校转办为公办学校》的公告，一夜之间改变了它长达19年的民办身份，并停止了广州广雅实验学校的民办招生。

民间都知道，广州广雅实验学校是“广雅系”的一员，是广州“四大名校”之一广雅中学的“亲儿子”，2002年由广东广雅中学工会创办。

读了广州广雅实验学校，就有一条半腿迈入了广雅高中。过去该校有70%的左右的学子升入广雅高中。

在广州历年中考“喜报”中，必有广州广雅实验学校的名字。截至2020年，该校七科平均分连续15年名列前茅，其中6年名列广州市第一名。

转制后意味着该校不再享有自主招生权，要纳入公办初中多校划片，按电脑派位方式分配学位。

这样的惊雷，在“魔都”上海更早地炸过了。

去年，浦东最牛初中——民办张江集团学校转制，成为一所公办初中。

张江集团学校“年龄”不大，从2006年开始招生，却迅速崛起为浦东最好、上海前五的民办初中。中考均分排名仅低于华育、兰生复旦。

与广州广雅实验学校类似，它是“上中系”一员，上海中学“亲儿子”。

上海、广州“名校办民校”的急刹车，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往西，今年6月四川紧急叫停了眉山天府新区恒邦嘉祥外国语学校的招生。这所能提供3000个学位的民办学校，没等来9月1日的首次开学，就被撤销了办学许可证，并由民办转设为公办。

往北，7月17日山西太原市教育局发布通知，将五育中学、成才中学、凤凰外国语学校等9所“公参民”学校，全部转为公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新招学生和原有在校生全部免收学费。

如此大规模的“民办转公办”，单个地方的概率性事件，而是一种全国趋势。

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5月中央下发的《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建立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监测和通报制度，原则上不得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据财新网报道，有接近政策制定的人士表示，预计2-3年，全国要达到“省5%，县15%两个考核指标”。

江苏、四川、湖南多省近期发布的公告，印证了这个信息的可靠性。

江苏提出，原则上将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力争在2-3年内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数数量占比降至5%以下，其中县域内的降至15%以下。

湖南提出，将民办义务教育规模占比预计调减到5%及以下，意味着全省民办小学、初中在校生规模预计调减36.4万余人。

四川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暂停审批设立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河北、安徽、广东部分省市也发布了类似公告。

至此，高歌猛进三十年的民办教育，迎来历史性的转折点。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做错了什么？

两年前有一篇很火的网文《私立学校是如何绞杀公办学校的》，揭秘了某地地产商办校黑幕，以重金揽优质生源，高薪挖公办学校名师，与政府谈判获得更多定向招生名额等手段，不出几年就把当地公办重点学校“打趴下”了。

今年《半月谈》撰文《挂着名校牌子，收费高，却很孬！有名无实的“冠名办校”值得警惕》，猛批一些名校合作办学过程中出现“冠名办校”“挂牌办校”有名无实、地产商办校成“售楼招牌”等问题。

而利用“衡水中学”的牌子，在全国开办多家分校，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某教育集团，更是引起了教育资本化的警惕。

种种迹象表明，民办义务教育偏离了最初定位——公办教育的有益补充，提供多元化的教育选择。

在体量上，民办教育规模越来越庞大。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透露，2020年全国共有民办学校18.67万所，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总数的比例超过1/3；在校生5564.45万人，占比接近1/5。

在欧洲国家，它的比重通常在3%、5%、7%，日本是2%。

在质量上，“民强公弱”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部分顶尖的民办学校以自主招生、跨区招生等制度优势“掐尖”选生源，对公办学校造成“降维打击”。

在深圳，深圳市百合外国语学校的八大重点高中录取率超过了70%，秒杀大多数公办初中；在佛山，2020年中考的前100名，南海区的南实、南外等五所民办初中占了70%，公办初中沦为陪跑。

于是，家长们挤破脑袋想把孩子送进优质民办学校。在“公民同摇”政策后，优质民办初中热度不减，2020年上海民办兰生复旦中学中签率只有12.28%，华育中学中签率仅有15.59%，广州中大附中录取比逾20：1。

在办学逻辑上，民办学校获得财政支持少，活生生把办学校变成生意。《2018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显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民办基础教育学校总收入的16%，而这一比例在全国基础教育阶段所有学校中高达91.57%。

但也正因为民办教育占用的公共资源远远低于公办教育，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卸责，把发展教育的责任推给市场，节约大量财政经费。

民办学校有自己的生意经：重金掐尖-高名校升学率-学位饥饿营销-坐地起价。

面对动辄几万，甚至十几万一年的“天价”学费，焦虑的家长只能硬着头皮上。

在结果上，民办教育学校扛不起教育多样化和创新的大旗。不少民办学校主打高尔夫、橄榄球、足球等特色教育，但在中考、高考面前，民办、公办“殊途同归”，都要回归升学率竞争的单一轨道上。

民办学校，非议太多。

在国家为鼓励老百姓生三孩，全面降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当下，野蛮生长的民办教育，必将回到规范化的轨道。

重拳之下，哪些地方最“受伤”？

我们通过新闻检索，发现了几个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较高的地方。

第一阵营：东莞市

· 东莞，超50%

东莞是外来人口流入大市，也是民办教育大市。截至2019年底，全市民办学校总数超过1200所。

南都曾报道，到2017年底东莞经批准开办的民办学校有1171所(不含高校)，占全市学校总数的70 .4%；在校生约96.1万人，占全市在校生总数的64.9%。民办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数都远超公办学校。

如果要执行减调民办在校生规模政策，东莞的压力可能是全国最大的。

第二阵营：深圳市，湖南湘潭市、衡阳市，安徽肥东县

· 深圳，33.6%

深圳是这几年“抢人大战”的最大赢家，常住人口达到了1756.01万人。

《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25年，深圳市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67.3万座。届时，民办教育阶段学校数量将从目前占比33.6%下降至15%左右。

按照“省5%，县15%”考核指标，深圳恐怕还得加把劲。不过财大气粗的深圳，还是有可能完成任务的。

· 湘潭市、衡阳市，30%以上

在湖南省，衡阳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数量最多。根据财新网报道，湘潭市、衡阳市民办初中生均超30%，如湘潭县、衡东县等，民办初中生占比更是超过40%。

衡阳市下辖的耒阳，此前就出过公立小学的8000名高年级学生被“分流”到五所私立学校和三所公立小学的负面新闻。

在减调政策下，衡阳市至少需要调减14.86万名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压力不可谓不大。

· 安徽肥东县，35%

据安徽师范大学朱昌等人研究，安徽肥东县民办教育发展迅速，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从2005年的2.2%增长到2015年的35.0%。特别是民办初中发展十分迅猛，在校生占比一度高达74.2%。

不知道几年过去了，肥东县的教育格局是否发生了改变。

第三阵营：佛山

· 佛山，20%以上

这几年建民办学校高歌猛进的佛山，恐怕要“自食其果”了。

2020年，佛山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20.1万人，民办占占小学阶段在校生总数的22.98%，占初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25.10%。

按考核指标，佛山至少要压缩一半以上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规模，民办教育发达的佛山南海区恐怕会是“重灾区”。

第四阵营：杭州、徐州、连云港、宿迁

· 杭州，16.24%以下

杭州的压力应该不算大。2020年杭州市教育事业统计公告显示，杭州有61所民办普通初中，在校生4.05万人，占普通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6.24%；有20所民办普通小学，在校生7.25万人，占普通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1.24%。

l江苏徐州、连云港、宿迁，超15%

江苏人口密度大，外来人口多，尤其是苏南发达地区的教育需求大巨大，民办教育一定程度缓解了矛盾。

根据2019年度江苏民办教育发展总结，宿迁与苏州民办中小学教育规模较大，徐州、连云港、宿迁的民办初中校占比均超过了15%。

这些“超额”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将何去何从？

目前来看，主要有三种出路，一是“民办转公办”，二是退出关闭，三是继续举办。

从可行性看，在不浪费既有教育资源的前提下，预计“民办转公办”会是最热门的选择，广州广雅实验学习、上海民办张江集团学校等都选择了这条路。

接下来全国或将掀起一股“民办转制”潮。考验地方财政实力的时候到了！

如果大批义务教育民办学校转公办，政府财政就要完全负起责任，生均经费、教师薪资、教师编制等问题都将会是考验。

上海就对原张江集团学校的教师做了稳妥安排，“将对现有教师陆续安排转编制，不愿意转编制或无法转编制的老师，三年过渡期满后由上中系民办托底。”

而广州广雅实验学校在转制后，由荔湾区财政每年全额拨付学校办学经费和教师人员经费，并实行教师聘任制管理，未有编制安排。

对于想赚钱的民办学校来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就是赤裸裸的“劝退”。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能进行关联交易，不能被社会组织或个人以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一定程度上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已经失去了营利空间。

再加上如今义务教育学校也要参加电脑摇号，失去了自主招生优势，一校独大的名校神话很难再被创造。

当然，控制民办教育规模，并不是全面扼杀。在东莞、深圳、上海等外来人口流入大市，民办教育仍然是重要补充力量，特别是对外来务工随迁子女来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存在，仍有重要意义。

正如教育专家杨海东所说，政策调整应该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做到通情达理、合情合理，该补偿的补偿，该赎买的赎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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