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平淡无奇的图片就是一个迹象。

2021年6月，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骄傲地向全球宣布，在疫情暴发一年半之后，德国终于研发了一项超级技术——“健康码”。

听闻这个消息，绝对多数中国人内心多少都会有点膨胀，这不就是连街头小贩都在用的二维码吗？

但业内却有人一下绷紧了神经。疫情的风暴终于唤醒了以往对发展数字经济不紧不慢的旧世界，结合它们在传统经济方面的优势，未来留给中国恣意去闯的空间开始被挤压。

“2021全球数字经济产业大会”，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召开的。

会议极力想传达这样的理念：数字化是下一阶段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效能的关键；而企业的成功，正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保障。

疫情中，数字经济在欧美呈崛起之势，为其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于是，尝到甜头的“旧世界”也一改过去的犹豫，在数字经济方面愈发坚定——绝不能让中国主导下一个时代！

中国的科技企业再度面临历史性的抉择：

团结一致、安内攘外，或是囿于内耗、停滞不前。

崛起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

新中国70多年的产业发展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有一条主轴，就是中外合作与竞争。

横亘在中国面前的，是看似牢不可破的“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美国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第二世界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

第三世界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

技术壁垒把各自牢牢固定在价值链的不同层级上，掌握技术源头的国家和企业拥有最大的话语权。所以在过去，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化产业链中处于从属、配合及被动的位置。

世界各经济体创新力排名2019. 数据源：彭博社.

但是，“中国奇迹”之所以能称为“奇迹”，就在于对旧有的世界格局的打破和重构。

这么多年来，有一种乐观主义给了我们不竭的精神力量：外国技术封锁，我们就自主研发实现反超；外国人越卡脖子，我们越要努力突破改变现状。

历史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也是走得通的。它让中国成为了全世界仅有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之一，这涉及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

用工信部部长苗圩的话来说，经过70多年的工业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第一制造大国，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但是，回顾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也能看到曾经吃过的一些亏。

最令人叹息的故事，发生在彩电行业。

80年代末，国产彩电市场日渐萧条。作为后起之秀的长虹，率先做出决定，降价300元。此次降价，拉开了中国家电业旷日持久的价格战的序幕。

靠着价格战，中国的彩电企业几年间迅速击退了外国公司。到了1996年年底，几家国产主流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70%。

但问题也在不经意间悄悄浮出水面：以牺牲产品、服务、质量为代价，并且片面地将价格战作为竞争手段……这些过度的市场内耗严重阻碍行业发展，一方面导致了利润的锐减，另一方面也让企业无法钻研技术、满足市场更高层次的需求。

2000年，全国彩电企业生产近3000万台，库存累计600万台，首次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

而同一时间，靠着电视机技术的升级和迭代，洋彩电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和利润率强势反弹。在高价位市场上，国产彩电更是完全没有立足之处。

中国的彩电企业“曾有机会通过核心技术能力的提高来获得稳固的市场地位，结果却不争气地陷入了价格战的纠缠”，错过了与全球竞争者分庭抗礼的关键时机。

最扶不起的是汽车制造。中国汽车制造得到了制度方面最好的保护，但是用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却是，截至到本世纪初，偌大的中国居然造不出一辆像样的车。技术差距反而和世界先进水平越拉越大。

如果不是新能源的赛道横空出世，中国汽车在制造层面可能依然是微不足道的角色。

经验表明，中国产业发展的最大挑战，往往不在外部。摒弃内耗，我们才能腾出手来精进技术、布局长远，迎接真正的对手。

同样的道理，在今天依然适用。

历史上，前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机械自动化、电气化和数字模拟化。从蒸汽机、内燃机到电子计算机，都给人类社会的运转方式带来了深远的变革。

而如今，象征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经济早已拉开时代帷幕，我们也在向新的目标发起冲击。

以云计算、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领先数字技术成为了城市与国家的“新基建”；工业互联网、车联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区块链等技术也逐渐占据了科技发展的核心位置。

随之而来的，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数融合、产城融合成为了最大的发展逻辑。

数字经济的下一步，重点就在产业智能化，它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智能产业与实体经济的紧密融合的未来图景：

比如，智能系统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智能供应链和“透明工厂”，促进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共享，从而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

又如交通业与AI“跨界”联手，将气象信息融入智慧交通，为驾驶员模拟未来气象的行驶状况，从而为驾驶员提供高精确度的预警。

而如果将智能应用场景拓展到政务领域，还可提高行政沟通效率，提升业务透明度，保障数据公信力。

你可能已经观察到，眼下，产业智能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这两年，许多中国城市纷纷建立了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迈出了产业智能化探索的第一步。

但这么多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起来了，是否都能满足当地产业所需也是需要关注的，物尽其用才是最终目的。通常，行业企业的智能化转型都需要适配行业应用的AI模型。一个高质量的AI模型是通过训练、持续迭代优化而来的。对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来说，它必须具备好产出算法模型的训练能力，这中间就要求训练芯片得具备浮点运算能力。为什么？

在复杂模型的训练过程中，最少要对上千亿个浮点参数进行微调数十万步，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它需要非常非常精细的浮点表达能力。如果厂商没有合适的训练芯片，也难以保障平台产出算法模型的效率，最糟糕的结局就是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变成了徒有虚名的摆设。

今年5月31日，武汉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成投运，成为了第一个正式投运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城市。

在这座“智慧中枢”建成后，AI算力上线即饱和运行，武汉的多个产业都能被带动起来，许多算力配套产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不过，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对武汉市的改变可远不止在产业上。

目光聚焦在科研创新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武汉大学基于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就打造出了全球首个遥感专用框架武汉.LuojiaNet。针对“大幅面、多通道”的遥感影像，在整图分析和数据集极简读取处理等方面非常喜人地实现了重大突破。

并且，中科院自动化所也借助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成功打造出了全球首个三模态预训练大模型“紫东.太初”，进一步完善了以图生音、以音生图的技术和表现，顺利实现了图文音语义的统一表达。

更“贴地气”的应用也得到加速，武汉本地知名企业库柏特，也依托了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设出新型智慧药房。“上层建筑”升级，推动产业智能化跃升，库柏特成功打造出全球首创的机器人补药系统。这个智能化的系统能够将药物分拣时长从50秒缩短至3秒，既能提升药师工作效率，也惠及广大病患。

而就在9月9日，西安未来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也正式上线运行，同样也是上线即被约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研究团队，正借助该中心强大的AI算力探索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等非常多样化的应用场景。

在西安、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均采用了国内头部科技公司提供的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通过预制模块化方式来建设施工，建设周期能够缩减到传统楼宇方式机房建设的一半，在短短5-7个月的时间内就能建成交付。更短的建设周期，意味着可以让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更快的发挥算力价值，争取跑出“加速度”。

不过，在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建设热潮当中，也有两个方面需要引起各方重视：

一方面是如何实现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自主可控？

熟悉人工智能的朋友都了解：AI框架是AI领域的“核心”，也就是操作系统，通常90%的AI开发都是AI框架层的开发。而据我们所了解，当前武汉、西安两地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均是采用自主可控的AI框架“MindSpore”，不仅支持端、边、云全场景协同，还具备安全可信、高效执行、一次开发多次部署的能力。

但目前市场上有的厂商使用的是TensorFlow、Pytorch等国外的AI开源框架，这其实是相当于把中国的AI大厦建在别国的沙滩上。随着国力竞争和科技脱钩态势的加剧，未来我国可能将不得不花费数倍的额外人力、物力、时间等，去完成自主、安全、可控技术的重新布局和产品的重新部署，这必须得到重视。

另一方面则是如何让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真正用起来？

将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起来只是踏出了第一步，如何用起来才是关键所在，不能只管“生”，不管“养”。这其中就需要围绕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技术支持单位组建辅助运营团队，协助运营主体开展持续服务运营工作，或者可以采用 “扶上马、送一程”的策略， 帮助当地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运营主体实现算力服务和生态构建。

放眼全国，产业智慧化大潮将至，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也将成为中国城市产业发展的最新一位“搅局者”：

首先，作为新型的信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可为科研提供支撑，为企业提供普惠AI算力，并实现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提升城市的综合创新能力。

而对于产业发展，它能够帮助城市吸引大量企业和机构入驻，孵化出更多科研创新成果，提升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促进产业智能化。

换句话说，通过建设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中国城市希望促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让数字经济生根发芽。正因为有此等的重要性，它俨然成为了中国城市竞争的下一个战略要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会撼动全球平衡。

在人类的前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未能抓住时机提高生产力；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是我们最大的历史机遇。

要帮助中国抓住人工智能产业化的发展契机，对于科技研发难度大、需要巨资支持，且以实现全栈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产业而言，科技企业唯有齐心协力，才能更好地扛起“国之脊梁”。

核心科技买不来。

在大国博弈的大背景之下，现在不只是技术买不来，连关键产品的采购也要仰人鼻息。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时候。贸易战之后，美国紧锣密鼓地推进半导体全产业链本土化的进程。

过去，美国只控制半导体工作母机的研发、设计和制造，也垄断了芯片的设计研发，但芯片制造、原辅料都交给了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德国。

但是从2020年开始，台湾、韩国的芯片制造，日本的原材料工厂都在向美国本土迁移。美国芯片产业链整合最早将在2022年上半年完成。

这还不算完，美国牵头组建了“美国半导体联盟”，把西方半导体强国和企业整合到一起，要一致对外。中国未来挑战无疑会更加严峻。

关键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说以前的困难在于外国的技术封锁，那么现在的困难，则更多在于创新技术自身复杂性与融合性的不断增加。

过去一年，中国在芯片突破方面则是喜忧参半，糟糕的消息比如武汉弘芯烂尾，泉城芯片爆雷……

历史早已证明，越是复杂、前沿的领域，面对越是强的对手，越是需要系统性的连接和协同。

基于这种洞察，构建“创新联合体”应运而生，高层指出——

“要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推进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

当美国整合西方的力量，试图垄断高科技的突破之路，中国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

孟子曾经说过，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现在又到了存亡危急之秋，是需要中国的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联合起来，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和生态优势，一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时候了。

在科技密集型的数字经济领域，中国企业应有大志向。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为35.8万亿元，占GDP比重36.2%；同一年，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达到47.9%，美国、德国等国家更是超过60%。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数字经济潜力巨大。

蓝海就在前方。胸怀整个产业，共同主导未来，这才是中国的科技巨头们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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