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回来了，直到现在，风波和热议还没有停下。

比如胡锡进就发表了长篇大论了，说国家从未打压过民营企业……虽然有各种激进传闻，但没有一个一线民营企业家遭遇传闻中的不测。

紧接着，海南当地也发布了《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文中称，营造公平公正法制环境，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就不捕，能不诉就不诉，能不判实刑就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3月28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更是指出，将严厉打击网上恶意损害企业和企业家形象声誉，甚至从中牟取非法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一系列的组合拳下来，基本就是把几个字写在脸上：

民营企业家，我们需要你！

然而，很多人都知道，近一两年的网络风气了，批判资本家似乎都成了一种时髦。

尤其是司马南攻击联想事件的发酵，带动了很多网友逢资本家就骂的不正之风，仿佛身边所有的不幸，都是资本家导致的。

但喊杀喊打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外企撤退，马云云游，各互联网大佬纷纷隐退二线，到了最后，自己也感觉到了寒意。

以至于一个富豪坐飞机出国、回国这种再正常不过的事儿，都变成了巨大轰动效应的新闻。

其实，马云回来，本不该是新闻。

一个有利于营商的环境，就是让普通的事变得再普通不过。

怎么让这件事情普通？是海南说的那样：能不捕就不捕，能不诉就不诉？

看似这是一种利好，实则让人更加不适。

因为法治是正道，法律是准绳。

准绳岂有区别对待的道理？

今天说你是小甜甜，明天再变成牛夫人呢？

企业家投资，最害怕的，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

商业最需要的是确定性，尤其是法律的确定性。

我之前就说过一个故事，是马云出走前说的，现在他回来了，不妨再说一次：

非洲有一个国家，叫津巴布韦。

这个国家资源富饶，盛产宝石、黄金，此外还有咖啡、剑麻、镍矿、铁矿，是理想的投资胜地。

但近年来，基本没有什么外商敢去那做生意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法律，可以任意解释，说变就变。

最初的时候，外国人在那边投资的好好的，当地突然宣布“国有化”，强迫性的把欧洲人开的公司，全部都没收国有，把外资赶走了。

过了段时间，津巴布韦再次宣布“招商”，放开矿产，欢迎外资开发。

一批选择相信的外资又来了，钱投进去了，没想到，当地又宣布“国有化“，没收完了，继续“招商”……

就这样，反复蹂躏，收割了好几拨外资。

几轮之后，津巴布韦仍是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虽然这里有大量的金矿、镍矿、铁矿，可是完全没有人敢开发，甚至穷到经常停电。

外商就是不去，说除非你们国家的把法律刻在石头上，像山岳一样古老。

如果你做不到，我们就不来。

商业需要的，正是这种“刻在石头上的法律”。

法律只有被刻在石头上，才能被人信奉。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故事，一个叫雍齿封侯，一个叫徙木立信。

雍齿封侯是说，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害怕臣子谋反，于是找张良出主意。

张良说，你先把自己最讨厌的雍齿封个候，如果大家见到雍齿都被封赏，那么人心也就安了。

果然群臣见状都高兴地说：“雍齿尚且被封为侯，我们这些人就不担忧了。”

雍齿封侯，就是给企业家树立信心。

但光有信心还不够，还要有徙木立信的法律。

徙木立信是说当年商鞅变法，怕天下人不信，于是就在国都菜市场南门口立下一根木杆，说只要能搬到北门，就赏给十镒黄金。

当时老百姓很惊讶，但没人敢去搬，生怕被坑。

后来一个人，壮着胆子搬了，结果真的得到了封赏。

言必行，信必果。

正是因为商鞅的法律如山，不可动摇，秦国的变法才取得了空前成功，吸引了天下之才，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今天，我们关心马云，其实就是在关心中国经济的走向和未来。

但走向和未来的信心，不是引回马云就能充实的。

企业家也好，资本家也罢。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不考虑实际情况，就简单给这些人或扣上帽子，或片面美化、盲目追捧，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对待资本和平台，从来不应该是骂不骂、反不反的问题。

而应该趋利避害，设置好红绿灯，运用法律来规范，一切依法行事。

只要不违法，他无论说什么，都不应该动辄得咎。

只要违法，他也不能因为自己是企业家，有钱，就能逃脱法律处罚。

曾几何时，马云所引领的网络经济，很多人足不出户，就买到了便宜的商品。

中国也因为支付宝等应用，极大方便了生活生产，并第一次有机会站在全球经济技术的创新前沿。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若想再次腾飞，确实需要更多像马云那样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

但也只有稳定的法律、山岳一样的法律，才能给他们足够的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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