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主权里的大国博弈—

数字主权里的大国博弈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01日来源：星海情报局作者：老局长浏览量：1,430次

我在系统研究中国互联网产业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稍显微妙的大众错觉。比如在很多人印象里，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就几乎是顺风顺水的。好像几年之间，没遇到任何阻碍，我们就已经有了世界一流的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外卖配送和移动支付。

可事实是，从1995年中国互联网商业化开始，中国互联网并非一帆风顺，反而步步凶险。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互联网产业其实是被卡过脖子的。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爆发式算力需求的解决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提升芯片的性能，在中美科技战的过程中，随着华为事件被人们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只有当芯片被卡的时候，出问题了，才会深刻意识到原来没它不行。

而另一个，就是分布式云计算。在某种程度上，云计算像是芯片的一体两面，已经成为互联网产业心脏一样的存在。

数据时代的主权暗战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2020 年参与测算的 47 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总规模达到 32.6 万亿美元，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值已经高达54.3%，发展中国家则为27.6%。

具体到中国，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相比上年增加了3.3万亿元，占GDP比重38.6%，国内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的省市就有13个。

可以说，如今的全球经济，有一半是以数据为燃料的。数据资源的多寡则决定了一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高低，也直接影响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数据影响力乃至政治经济影响力。

而获取数据、传输数据，储存数据，处理数据的能力，则成为了掌握数字主权的关键，它们同时指向了一个技术——云计算。

云计算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产物，在云计算出现之前，中国社会的第一次数字化转型始于1997年前后，中国电信系统推进“九七工程”，要求县以上的邮电局，在1997年底前要让通信系统完全实现数据共享，拉开了中国企业和机构走向电子化和数据共享的帷幕。而当时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国产化率，毫不夸张的说，是0。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算一个，中国所有企业、机构的资料和数据，全部存在海外巨头们卖给我们的设备里，对数据产业的垄断，给了这些公司漫天要价的底气，即便本地化普遍做得稀烂，跨境维护的效率还奇低，但却依然掌握了议价权，IOE（IBM、Oracle、EMC）甚至搞出只有在中国生效的合纵连横，相互捆绑销售，赚的盆满钵满。

这种垄断的直接影响，就是将中国企业的IT成本拔高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

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很难会有今天的蓬勃。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很难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

如果你对这些没有概念，可以把日历往回翻个十年八年，回想一下自己2010年前后的生活，以及那一年中国的GDP。

这就是云计算为什么兴起，以及为什么必须要掌握数字主权的核心原因：经济。

后知后觉的欧洲与日本

诚如上节所言，中国互联网的起步时期，数字基础设施的国产化约等于无。但随着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需求很快就促使业界和国家在服务器和数据库领域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2013年对中国来说，是在云计算发展过程中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云计算企业阿里巴巴成功自研了飞天操作系统，并下线了所有IOE的设备，第一次摆脱了美国企业的掣肘。

当时，王坚给马云算了笔账，如果IOE架构不改，光是买机器和软件就足以让阿里破产。云计算就是在这种真实的算力焦虑中诞生的。它最初的理念，是通过对多台普通性能服务器的连接，实现高性能的IBM小型机工作效率，让云操作系统把成千上万台服务器连接成一台“超级计算机”，提供能随时扩容和释放的弹性算力。

通过云——而不是物理方式，将海量硬件集中调度。即使单个设备算力有限，总算力也能持续提升至所需。

而阿里巴巴能先行探索云计算也并不是巧合，只是因为电商行业需要处理庞大数据量和交易信息的特性，让他们率先感受到了成本冲突之下的“算力焦虑”。而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则让这种成本冲突和“算力焦虑”的爆发，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剧烈。

从某种程度上讲，解决算力提升的瓶颈，将数字基础设施从纯粹的硬件工艺决定论，带往软硬一体的云计算星辰大海，是电商业巨头们的时代使命。谁能够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谁就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和普通消费者们，拿到通往下一个时代经济增长的新船票。

而缺少互联网产业的欧洲和日本，就是在这个阶段掉了队。

2013年6月，前CIA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将两份绝密资料交给了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曝出了震惊世界的棱镜门。全世界都意识到了当数字主权不在自己手中，竟会带来如此巨大的麻烦。

这的确是全球对数字主权认知过程中，无法绕开的一个节点。只是在这个节点上回望，有赖于本土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和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中国和美国一样，率先看到了传统数据基础设施的缺陷，成为了当时自主研发云技术的唯二国家。

欧洲直到2019年，才由法国和德国联合倡议牵头组建Gaia-X计划（盖亚-X计划），目的是打造属于欧洲的数据基础设施，号称“数字领域的登月项目”，但直到8个月后才有了清晰的路线图，在瞬息万变的前沿科技产业领域，效率称得上低下。日本的起步甚至更晚，直到2022年5月，也就是这个月，才正式开展协调，拟将云服务列为半导体和药品一样的，经济安全保障上需要稳定供应的“特定重要物资”。

反观中国，随着阿里等互联网公司的技术突破，2014年云服务就开始在中国大规模落地。

欧洲和日本则可说一步错过，步步掣肘。在Gartner刚刚发布的全球2021年云计算市场数据中，欧洲云计算市场规模占据全球20%，但全球前十名云厂商中没有一朵“欧洲云”。44个欧洲国家，几乎没有企业能用上属于自己的云服务。

中国云计算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极

根据权威机构Gartner发布的2021年全球云计算追踪数据，全球前十名云厂商中，五家为美国企业，五家为“中国云”，阿里云以近10%份额排名全球第三，华为、腾讯、京东、金山云分别位居四、五、七、八名。

除了市场份额，云计算的各项技术能力报告里，牌桌上的玩家也基本只剩下了中美企业。

Gartner去年发布的《云基础设施和平台魔力象限》，共有7家企业上榜，其中两家来自中国，其余来自美国，阿里云和腾讯云分别处于远见者和利基者象限。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开源平台openstack上的核心代码贡献TOP10，有3家来自中国的企业。另一权威机构Forrester关于云原生的技术报告中，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入围，和亚马逊、微软、谷歌们名次交错。

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技术实力，中国云计算都正在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极。而中国云计算能够获得今天的成就，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中国互联网商业化起步很早，

和美国时间相近，甚至领先于欧洲、日本。

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化始于1995年，只比亚马逊晚了两年。

云计算的诞生始于算力需求，而算力需求则始于互联网产业，尤其是电商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同时期的国际云计算和中国云计算一样，都处于摸索阶段，并无可验证的技术路线，也并无成熟的开源系统可以参考，一定程度上倒逼了中国企业从头开始做自研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云计算是中国计算产业中少有的、完全基于自研自主的一项技术。

二是庞大市场造就世界独一无二的庞大数据，

给中国厂商提供了惊人的市场空间，

和远超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迭代速率。

中国互联网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网民数量全球第一，资料来源：艾瑞咨询

计算产业是非常依赖数据积累和处理经验的领域，而庞大数据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庞大人口。这给中国计算产业带来的直接好处有三个：

首先是庞大用户数量带来高频使用率，

也就意味着更高的技术迭代速率。

其次是，庞大用户带来庞大资金量。

简而言之，单靠欧洲人每个国家那么几千万的互联网用户，很难养出来一个亚马逊，但靠中国的用户体量养得出一个阿里。

最后是海量用户产生海量数据。

以2015年来说，我们每天可以从互联网上爬取到的中文内容的吞吐量，大约是600万条/天（图文）；美国大约是200万条/天，全欧共计50～60万条/天。这意味着，一天中文内容所产生的数据量，就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地区的总和。

除了起步早和人口红利，中国云计算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极，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决策层+教育体系+互联网企业，三位一体构成了一个健康的中国计算产业格局。

美国国家安全局策动了棱镜计划

“棱镜门”的爆发是一个起点，全球各国都对数字主权前所未有的重视。最终，中国云计算产业的监管原则浓缩成了两点：

一是所有中国的数据必须留在中国，所有相关技术服务，都尽量由中国提供；
二是绝不因噎废食，还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和与之配套的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

2015年12月28日，工信部发布《电信业务分类目录（2015年版）》，云服务被纳入电信增值服务。监管政策的落地，客观上给中国云计算企业减轻了竞争压力，帮助本土厂商争取到了构建竞争壁垒所需的宝贵时间。

但落到实际竞争的层面，老天爷赏饭吃，你也要有碗接着。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绝不只是监管在起作用。

1978年，在时任数学教研室主任萨师煊的一力主张下，被迫停办了十年的人民大学复校时，创办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经济信息管理系。有了中国的第一代数据库管理员（DBA）。

而这一代DBA后来很多都进入了互联网大厂从业，成了中国云计算最初的拓荒者。阿里决心入局云计算时的技术团队，有很多就是来自这批技术人才。即便如此，阿里也付出了超过80%的离职率，和以亿计的天量资金投入，才造就了自研云系统“飞天”，仅2021年，阿里在技术研发上的支出就超过1200亿。

中国云计算发展到能与实力强劲的美国正面较量，实属来之不易，毫无疑问是值得信赖和鼓励的。

结语

今天中国的云计算不仅拥有从底层至上层的全部自研自主技术体系，而且经过多年积累，正在以云为基础，向产业链上下游辐射，重新定义硬件产业，倒逼芯片、服务器、交换器等计算上游产业的革新。

这一切，都构成了中国数据安全和互联网主权的重要保障。

1961年，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卡锡在麻省理工学院一百周年的纪念庆典上说：“如果我设想的那种计算机能够成真，那么计算或许某天会像电话一样被组织成公共服务…… Utility Computing（公共计算服务）将是一种全新的重要工业的基础。”在他的构想里，计算资源应该如同电力一样，可以由供电公司提供，而不是谁要用电，还得先在家门口建一个发电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