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年上半年,中国的零售总额为27659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同期的零售总额26998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品市场;
201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62万亿美元,增长12.6%,超越美国的4.2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环;
而在2011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
蛇口工业园是中国工业史上一次伟大的创举,1988年在蛇口工业园工作的妹子工资换算成现在都是妥妥的金领,1992年就职于蛇口工业园的凯达玩具女工人均工资1000元,而当时上海人均工资是356块。
1978年,各省工业生产总值排名,上海拔得头筹,辽宁、江苏、山东、四川位列前五,彼时重庆还属于四川。2020年末各省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前五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福建,沿海五省牢牢占据前五。
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从建国初期就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至今日,工业依然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基础,但我们却更多把舆论聚焦在更加有话题性的互联网、新消费上。国家因何而崛起,强大的工业是毋庸置疑的强力基础。我们希望从时间、区域的碎片中寻找那些进击的中国工厂。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人类的历史有250万年,但人类的经济增长只有250年的历史。经济增长在今天被当作常态,但250年前,经济不增长是常态。250年前,人类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种类大概只有100种到1000种,今天则是10亿到100亿种。”
我们总会把一些已经发生、习以为常的事,看作它本来如此。对于出生即是富足,至少衣食无忧的一代人,世界几乎不曾展现它粗粝贫瘠的一面。
五一假期,我看了2019年很火的的一部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美国工厂》。俄亥俄州曾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基地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通用汽车在这里的一家工厂倒闭了,中国福耀玻璃集团接手过来,把废弃的厂房改造成了玻璃加工厂。
我们在对比美国工业数据时也必须意识到,工业在美国发展中的重要性。
人们在总结美国在二战的胜利因素中分析的因素有很多,但阿瑟·赫尔曼认为美国能够赢得二战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工商业在战争中后期起到的决定作用。
在二战初期,美国的军事能力在世界范围内仅属于中等。除了当时的工业环境较差、钢产业严重下滑,企业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不足也是阻碍工业发展的巨大绊脚石。
在二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的陆军规模仅居世界第18位,作为空军前身的陆军航空队拥有大约1700架飞机,全部军士不到两万人。
当时巴顿将军都需要自掏腰包订购螺丝和螺母装备其手下可怜的325辆坦克。而从1939年开始到1945年的5年里,以威廉·克努森和亨利·凯泽为代表的实业界大佬发挥了私营企业在军备工业制造中的优势,迅速提升了美国的整体国防实力。
(《时代》杂志封面上的威廉·克努森)
克努森除了利用自己在汽车行业积累的人脉和制造知识外,生产和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变成了美国军工生产的法宝。
他利用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获得利润、鼓励企业采用分权管理的方式实现快速反应和灵活性、创造性的把汽车流水线改造应用在军工生产领域,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这些现在看似简单的逻辑和方法是对那个时代美国工业生产的一次整体升级,不仅为美国取得了二战的胜利,更为随后30年的工业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工业化历程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和阶段性。
东北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在那个沸腾火热的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工业化,在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新中国的第一枚国徽,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第一艘航空母舰都诞生于此。
中国的1978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个难以忽视的年份。市场化,成为中国工业转型的核心。在这以后的80年代、90年代,无数人乘着命运的扁舟在市场洪流里跌宕起伏,抓住机遇的人勇立于时代的潮头,因循守旧的人被巨浪无声地卷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到傍晚,全村人都集聚到一户人家门口看电视,粗糙的画面,嘈杂的声音,这小小盒子仿佛有着某种神奇的魔力,能让所有人如痴如醉。只经过几年时间,这样的光景很快成为了记忆。
广东顺德的“家电王国”,浙江温州的“中国鞋都”,广东汕头的“玩具之都”,江苏南通的家纺,浙江永康的五金……在这个十亿人口的国家,嗅觉灵敏的冒险家开始聚集,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各种食品、日用品、服装、电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人们的生活渐渐被各式各样的商品填满,彩电、风扇、空调、冰箱、电饭锅、微波炉、洗衣机等走入了千家万户。
与此同时,改制、下海、下岗潮、农民工……这些词频繁出现在人们视野和谈资里,每个词语都暗含着时代无声的交叠替换,也述说着无数个人与家庭的悲欢离合。
(汕头的玩具工厂)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彷佛一下子被按下了快进键,开启了加速赶超模式。世界500强企业进入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商业模式,也让优雅地喝咖啡、言谈间夹杂着英文的“外企白领”成为一时闪亮的风潮。
全球产业链转移使中国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工厂。大批农民工到沿海地区打工,勤劳刻苦的中国工人成就了沿海的经济发展。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形成了世界级的制造中心,“中国制造”堆满了全世界的货架。
在这个地域广阔的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多层次的转型叠加发生。这是一种奇特的场景,时空在这里被压缩,人们的生活场景如戏剧的幕布般,一幕接着一幕快速切换。
7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我国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每一轮的动力切换,都是重新出发的机会。世界工业发展经历了蒸汽机时代、传统能源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现在正处于大数据、物联网和智能化相结合的时期。占据新一轮技术高地的机遇之门正在开启。
上周,我去参观了山东泰安羊流镇的一家起重机企业,名叫龙辉起重。很难想象这样一家蜗居在距离省会济南还有130多公里的小镇上的中国工厂,生产的却是一些助力火箭上天、高铁上轨的起重机械。
上世纪60年代,炼钢的生铁坨子要靠人力打碎成小块,才能进炉熔炼。羊流人凭着一身好力气,抡着大锤在各地的钢铁厂里挥汗如雨。因为每天都要操作起重机搬运铁块,他们慢慢熟悉了每台起重机的型号和功能,也学会了如何更换零部件、维修损坏的机器。
伴随着80年代乡镇工业的兴起,羊流人陆续回乡创业,起重机械产业开始在这里落地生根。到了2021年,羊流镇已经有200多家起重机相关企业,成了远近闻名的“起重机之乡”。
(龙辉制造的供铁路使用的起重机)
在这个经常因为货车的进出而发生严重堵车的小镇上,作为家族企业二代的和大龙和他的龙辉起重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厂子不是最大的,工人不是最多的,产值也不是最高的。
但这里有几个之最:工人人均产出100万,区域内最高,相应地工人收入也很有竞争力;工厂单位面积产值区域最高,是周边的3-4倍;2017年之后年环比增长30%,在起重机行业也是一个很高的幅度。
我试图了解这个自称是“学渣”的工厂二代和他的管理方法论,和大龙给出的答案是数字化。
几年前,作为总经理和大龙遇到了管理上的问题。他发现,当工人人数超过两百人以后,每个人的微小损耗,在数量上会成百倍的累积,消耗企业的利润。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一点点,原材料浪费一点点,这些都是很难察觉和管控的。
和大龙敏锐地意识到数字化是打破生产效率瓶颈的重点,他几乎用遍了市面上大大小小的几十上百款企业管理软件。中小制造业企业在寻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普遍会遇到以下的几大难题。
成本过高:传统ERP软件的开发成本,动辄几十上百万元,后续还需要持续的投入来进行系统维护。对于低毛利的制造业企业,无力承受高昂的软件开发成本。
匹配度低:ERP软件系统必须按照标准化的流程,而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系统大多难以与其匹配。
可配置度低:不同的行业特性、生产模式有不同的需求,传统ERP软件难以满足企业个性化、碎片化的需求。
缺乏专业人才:传统制造业企业缺乏信息化人才,乡镇企业工人的素质、学历水平相对较低,数字化系统的培训成本高,后续推动执行的阻力也很大。
在顶着“烧钱”的压力试遍了各种软件后,2017年和大龙遇到了钉钉,钉钉几乎是为传统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量身定制了解决方案。
首先是价格。钉钉的基础功能是免费的,钉钉生态内的第三方的应用是收费的,比如和大龙用来低代码开发的简道云,一年花2万元的年费,对于他来说完全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其次是钉钉开放的生态系统满足了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碎片化、个性化需求。和大龙通过简道云自行搭建了300多个低代码应用,用基础的数据搭建起流程,还能保持灵活性,随时组合、随时拆散。
(龙辉生产车间内数字大屏)
比如在疫情期间口罩很稀缺,为了防止没有节制的领用造成浪费,和大龙就在钉钉上搭了一个领口罩的低代码应用,只用了半个小时时间。生产恢复常态后,口罩不再是一个稀缺物品,那个小应用也渐渐废弃,用他的话说,就是“随开随用,弃之也不可惜”。
最后是移动应用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便利,工人只需打开钉钉轻轻一点就能完成当下节点的操作,软件的学习成本几乎为零。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过,“员工的工作是否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被管理的方式。”
和大龙在用了钉钉智能薪酬以后,真正感受到了这一点。
制造业工人对薪资非常敏感,几块钱的差错也不会放过。过去用Excel表格统计薪酬的时候经常出错,而且溯源纠错非常麻烦。经常出现的状况是,工人直接找到他说要加薪,但对于这个人过去一年是否加过薪,他的工作情况、年限,总经理往往是不掌握的,或者查起来非常费时费力。
用了钉钉的智能薪酬以后,和大龙有能力把薪酬维度定的非常细,涉及到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出差日薪、转正补助、工作年限补助、考勤惩罚等等,只要在智能薪酬的后台设定好计算公式,程序会自动计算和发送明细,再也没有工人来核对工资不正确的问题。
当所有的工作流程节点都被记录,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和薪资挂钩以后,真正实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工人们开始自发地提出各种提升效率的方法,和大龙在和工人商议投票通过后立即执行。数据成为了催人向上的力量,每一份劳动都能在收入上体现。
(龙辉起重的钉钉工作台截图)
和大龙说,“制造业企业的精神面貌,在每一个细微的节点上。鼓励每一次积极的劳作、每一分原材料的节省,惩罚每一点小小的懈怠。每一个可见的数据,销量、生产量、用电量、出勤率等等”,数据用简单透明的力量,把每个工人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氛围连结在了一起。
和龙辉一样的中国工厂还有很多。
作为中国起步较早、国际化经营成熟的地板企业之一,浙江富得利木业有限公司创始于1994年,总部位于浙江绍兴。
和龙辉相似但又不同的是,他们在构建MES系统上选择了钉钉原生的低代码平台宜搭,富得利国际贸易事业部只有一位IT人员,就是这一个人和钉钉服务商一起,用低代码开发的方式支撑起一个传统企业的MES系统。
(富得利使用宜搭的工作台截图)
“2017年开始我们(富得利国际贸易事业部)用钉钉办公,后来在钉钉平台上导入了OA审批流,也用了SAP的进销存管理,原本也想把生产管理放在SAP上。但因为我们木地板的原材料有特殊性,需要到货检验入库之后,才知道原材料的品质,需要避免采购下单和入库材料不一致的情况,但SAP没法实现。现在我们在钉钉上搭起来的数字车间,可以直接从收货端进行生产排程,把销售、采购、生产环节的数据都打通。”
除此之外,像一键报修及时恢复生产线、手机报工让员工实时了解当天工资提升积极性等都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在生产流程环节,原本一个周期要60天,现在只需要40天,提升明显。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思考“英雄和时势哪个促成了对方”,从钉钉的数据来看,我觉得还是时势呼唤了钉钉这样的平台。
疫情期间,因为支撑了数亿学生在家上课,教育成为钉钉上最大的行业。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中国工厂串联成的制造业,已经成为钉钉上的第二大行业。
不穷是阿里巴巴的副总裁,他经常去钉钉上的工厂做共创,“制造业在钉钉上的聚集是完全自发的,说明钉钉天然契合这种场景需求。”他说。
在走访了一些企业后,不穷发现很多企业主在使用钉钉后都会提出自己的个性化诉求和某些应用的使用建议。“我们要去考虑个性化需求的问题,所以在整个钉钉产品顶层设计上,我们定位不只是一个协同办公平台,同时也是企业级的应用开发平台。我们力推低代码,本质上就是为了解决个性化需求,让边边角角的创新更容易。”
组织的在线只是数字化的第一步,钉钉更看重业务的数字化。很多企业利用钉钉去做数字工厂,把钉钉应用到生产过程,包括派单、工单管理、制造过程、流水线管理,库存管理,这已经是一家企业业务的核心环节。
另外,在企业的获客和客户管理层面,钉钉帮助企业实现转化、管理、沟通等,在社会化营销场景中,把CRM系统打通。
上下游产业链在钉钉上也实现了打通,七年的发展让钉钉聚集了大量企业用户,尤其是制造业,比如在宁波有做钓鱼竿的产业链,每个环节由各个小作坊完成,钉钉就可以在平台内聚集各个环节链路的企业形成产业聚合,同时再把物流商业打通,实现全链路的数字化。
在这样一个生态内,针对不同产业、不同阶段、不同需求的企业,都能准确的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
中国工业从1~100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进阶过程,这其中包括众多因素,也会有很多类似钉钉一样的平台、工具在协助企业成长。
类似和大龙这样的从家族企业走出来的二代接班人,再到成熟的数字化企业的掌门人,他们都在进阶。
中国或许不需要克努森,但需要更多平台来一起陪伴中国传统制造业,成为进击的中国工厂,代表最原生的中国式管理创新,让进步能随时随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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