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退休了。整个中国互联网联想到35年前，那个所有奇迹的种子尚未萌发，空气中却先流淌着变革气息的时代。有人说柳传志的退休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有人说这是新老更替的开始。

无论如何，“教父”的神话在他们转身的瞬间便定格为共和国商业史的标本。但正如刘慈欣所言，给岁月以文明，而非给文明以岁月。他们的精神仍将延续，渗透，并在一代新人的作为中得以新的诠释和回应。

从以柳传志、任正非为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产业报国的理想，到第二代马云、马化腾们对平台价值最大化背后的“连接”思维与底色，再到如今王兴、张一鸣之流对巨头的反叛与独立，以及张楠赓、陈天石、戴文渊等硬核技术新秀并起，站在2020这新十年的路口，没有徘徊与踟蹰，80后中的佼佼者们正经历一场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身份蜕变。

他们将肩负起掌握硬核技术，实现自主创新的历史任务。

第一代：下海——家国情怀下的路线抉择

从“92派”开始，一批从体制内“叛逃”的年轻人脱离组织庇佑，独自面对日后的甘苦荣辱。市场经济的汪洋中，有浪花也有暗礁。尽管人们用“下海”来形容这一冒险之举，却依然无法抵御对财富与自由的追逐。

柳传志的企业家之路则要往前回溯8年之久。1984年，虽然距离正式提出改革开放已有6年，但中国人仍然要靠粮票、布票来换生活。

这一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11位成员聚在一间仅有20平米的传达室。这些人大多已过人生半程，即便最年轻的柳传志都年届不惑。他们做出了也许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成立一家公司——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南门的传达室 图源网络

市场经济的大门刚打开一条缝隙，相关的法律和商业规则还很滞后。一群常年在象牙塔里做研究的中年人，“下海”后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虽然拿到了所里资助的20万启动资金，但他们很快就领略了商业世界的残酷。被骗光了14万之后，柳传志一度带着同事在中科院计算所的门口摆地摊。

一年后，这家公司走进了一位工程师。他是倪光南，中科院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副研究员。彼时，不能显示和处理汉字，是计算机在中国普及商用的关隘。

而倪光南正是第一个教会计算机说中国话的人，由其自主研发的“LX-80联想式汉字图形微机系统”恰逢80年代小型机风潮，柳倪二人一拍即合，适用于PC机的初代汉卡系统一经推出便获得巨大市场成功，这也是公司日后更名为“联想”的由来。

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外资PC大举进入中国，联想汉卡销售遭遇困境。倪光南坚持加大对“中国芯”的技术投入，而柳传志则坚持先生存再发展的路线。“柳倪之争”爆发，这场争夺以解聘倪光南告一段落。

图左：柳传志 图右：倪光南 图源网络

对第一代企业家而言，他们或许是中国商业史上最为撕裂的一代：在报国理想与挣扎求存中取得平衡。正如柳传志日后所言，现在的企业比的是谁跑得快，那时的企业比的是谁能活下来。

柳倪之争后，联想与戴尔、康柏和IBM等交战。这期间柳传志决心殊死一战以捍卫国有品牌，进行了企业内部的大力改革，1997年联想电脑市场占有率升至第一位。此后的联想更是鲸吞了IBM个人PC业务，一举成为民族品牌胜出的标志。

五年后，联想超越惠普成为全球第一大PC厂商，其成就足以配得上“产业报国”。而曾经的首席工程师，倪光南则一直坚持国产芯片研发和Linux等开源软件的推广。

如果说柳传志选择的“贸工技”是当时多数企业家韬光养晦的无奈之举，那么任正非的“技工贸”路线则显得激进。在柳传志带领联想走“贸工技”道路的这一年，华为成立中央研究部，在营业额首破1亿后就立刻投入交换机ASIC芯片的自主研发，仅仅是芯片设计最后的“流片”环节就花费了华为彼时几乎全部的外汇储备。

去年9月的一场媒体见面会上，一张“烂飞机”的照片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任正非以这架弹痕累累的伊尔-2隐喻自身所面临的处境——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管制“实体名单”，禁止美企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

伊尔-2：1938年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由飞机设计师伊留申率领团队研制的对地强击机 

图源网络

事实上，这并不是任正非第一次遭遇生死劫。2003年1月，思科在春节前夕对华为提起专利诉讼，诉讼内容长达77页。华为郭平一行穿越大洋，在彼岸万家灯火燃起之时，华为前线的员工们正在宾馆里通宵达旦准备迎战。

冒险与狼性贯穿了华为整个发迹史。在1992年华为的一次危机中，任正非站在办公室的窗边，对着管理层一字一顿地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另谋出路”。在进入美国市场时，华为频频遭遇劲敌，经过与思科专利战后，华为在2004年便开始了“备胎计划”。

也是在这一年，柳传志在采访中表示，联想“贸工技”积累已足够，将尝试技术突破。随后联想以17.5亿元的天价收购了IBM个人PC业务。十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柳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当年的收购——“九死一生”。

无论是先生存后发展的曲线救国，还是穿越生死线直奔目标，以柳任二人为代表的第一代企业领袖大都心怀报国志向，在最艰险的营商环境中学会忍耐与妥协，并敢于为企业的发展赌上个人前程。

而关于“技工贸”和“贸工技”的路线抉择则要等到20年后才复现热论。

第二代：蓝海——“连接”精神与平台价值观挑战

信息科技领域，第一代企业家执于制造与硬件技术的突破，痴于产业报国与实体经济的理想。他们在PC、基础通信技术普及所作的努力为年轻人们铺就了一条硬件之路。后者则在行为上偏离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转而强调个人价值及其规模化抵达人群的“连接”精神。

互联网点亮新千年的前夜，此后的日子里将没有一台电脑是孤岛。开机桌面的浏览器打开了通向整个世界的大门。懵懂的60、70后们或许尚未意识到，他们中的佼佼者将在这片蓝海市场中展开日后长达近20年的激烈角逐。

第一批登上中国互联网历史舞台的是“四大门户”，它们让年轻人初尝“信息自由”的喜悦与兴奋，而随后勃兴的电商、社交，以及后来的共享经济尚处萌芽状态。

1999年初，张朝阳在深圳做了一次演讲，会场座无虚席，700人的听众里就有马化腾。因为张朝阳在中国创办搜狐，31岁的硅谷工程师李彦宏借此说服投资人投资，继而在年底回国创业。

同年，马云创立了B2B电商公司阿里巴巴，喊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阿里将中国外贸商家聚集在网站上，将全球买家的流量导向这些平台上的商家，并通过提供竞价排名服务收费获取利润。

创业初期马云在湖畔花园召开会议 图源网络

进入新千年，国内B2C电商平台一度达到700家，但随着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国内资本纷纷外逃，互联网似乎沦为一个噱头和资金黑洞。但也是在这一年，发明了超链分析技术的李彦宏回国创立了中国互联网第一个搜索引擎。凭借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力压门户，百度成为PC时代中国互联网信息入口的绝对霸主。

2003年，电商“冰河时期”随着亚马逊、ebay等外资巨头的进入开始解冻。嗅觉灵敏的马云创办淘宝网，开启与ebay的电商大战。最初淘宝设立时，为了解决没有人卖货的困境，马云和其他创始人各自拿出十件东西在网上进行交易。

2004年，马云为了解决支付麻烦的问题，推出了支付宝业务。随后为了解决物流问题，菜鸟网络应运而生，为了应对峰值资源需求，阿里又开始了云计算的10年征程。

在深圳，马化腾和团队在写出通讯软件OICQ后，第一个目标就是3年内积累1万用户，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和马云做起了类似的事情，从假扮女网友聊天开始，一步步打造出QQ、微信等国民级应用，崛起为社交帝国。

对创业初期的马化腾来说，几千元的服务器托管费都难以支付，OICQ险些售卖 图源网络

可以看到，“连接”是这一代所有互联网企业家致力于做的事情，从千万中小商家到校园里青涩的少年少女，其连接对象囊括了社会各个层级。与连接对应的，是增长与规模效应。平台的连接与增长，不仅是马云、马化腾们开疆拓土的现实根本，也是这一代企业家所共有的思维模型与精神底色。

BAT三国战火从PC时代蔓延至移动互联时代。大致形成了人们关于互联网的概观：百度连接人与信息，阿里连接人与商品，腾讯连接人与人。

不过，从创业到守业，这一代企业家面临越来越多的价值观挑战——魏则西事件把百度钉在耻辱柱上，马老师996的言论引起哗然，历经3Q大战的腾讯左手社交，右手游戏，纵使更新了“科技向善”的愿景，却仍未摆脱“投行化”与“没有梦想”的诘问。

而在此后的岁月中，又涌现出无数的泛80后豪杰俊才：杀出千团大战的王兴，吞并Uber的程维，掀起“老铁”风潮的宿华，起于下沉市场的黄峥，让单车重新流行的胡玮炜等，当然，还有宣称算法没有价值观的张一鸣。

这些企业家中，一部分或成为巨头之争的代理人，或成为巨头的反叛者。可惜的是，这些企业的行为目前更多还停留在既成赛道的追赶之中。

第三代：深海——啃“硬”骨头，做行业基石与时代顶峰

80后的精神世界不乏叛逆符号，但随着年岁渐长，成为社会夹层的80后群体因为家庭或财富的负累而变得柔和。油腻大叔、中年危机的标签俯拾皆是。一种流行的论调也蔓延至互联网创业圈：打工创业只为最后被巨头收购。

从创业者到企业家，中间是需要的不仅是愿景，还有向底层进发的勇气，这是对第三代企业家的集体考验。

近来引发轩然大波的中兴事件、华为断供事件，IEEE发布“禁令证”等一系列事件都指向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中国科技产业无时无刻不暴露在“卡脖子”的风险之中。

20多年后，关于“贸工技”和“技工贸”的讨论死灰复燃，似乎也昭示中国科技产业走向深水区，掌握底层核心技术成了比用户增长和规模效应更紧迫的事情。

幸运的是，新一波浪潮正在涌来。5G商用化提上日程，深度学习算法规模化落地应用，边缘计算和物联网将完成机器的广义连接，而不仅仅是PC和手机。同时，作为一种新的网络结构，区块链有潜质塑造新的信用机制和服务模式。这些框架性的技术正构建起一个崭新的商业图景。

新浪潮下，谁占据制高点，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BAT自然不想放过任何机会，以云为基座，AI为枪弹大肆进军产业互联网。而在底层技术领域，一批向深海进发的80后企业家已经崛起。算法方面，AI“四小龙”中，旷视印奇、云从周曦和依图朱珑占据四分之三。

底层计算架构方面，有从巨头走出的工程师，出身中科院的青年才俊，也有一贯低调，却在一些垂直技术领域攀上高峰的技术天才。

2015年，百度相继走出两位技术大牛，一位是百度深度学习实验室主任余凯，由他创办的“地平线”致力于做机器人时代的Intel。另一位则是百度最高奖获得者戴文渊，不过他的目标是做一家甲骨文（Oracle）一样的公司。甲骨文的核心壁垒是数据库，而对“第四范式”来说，其核心是AI企业级通用平台及其背后的AI技术积累。

就在巨头之子们向各自道路进发时，一对兄弟从李国杰院士和邓中翰院士手中接过2017年度科技创新人物奖杯。他们就是创办“寒武纪”的江西双子星——陈云霁和陈天石。陈云霁24岁取得中科院计算所博士学位，33岁荣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和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小两岁的弟弟陈天石，几乎是沿着哥哥的脚步从中科大少年班追到了中科院计算所。

陈云霁和陈天石 图源网络

中科院计算所，正是当年柳传志的发轫之地。而对于从联想出走的倪光南来说，计算所后继有人，可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AI时代不能再缺芯少魂。”直至今日，80岁的倪光南依然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各大峰会现场，为开源软件和中国芯东奔西走。

对未来计算体系结构的发展趋势，他娓娓道来，“RISC-V将和x86、ARM三分天下”。

软件领域，无论Android还是Linux，其开源生态均使用者众。而在硬件方面，主宰桌面系统的x86无缝可入。ARM虽对外授权，但高昂费用让很多企业苦不堪言。到了万物智联时代，尚未有统一的计算架构出现，RISC-V创开源硬件先河，也给了中国80后企业家研发自主IP后发制人的机遇。

去年11月，一家名为嘉楠的企业成功上市。这家公司以“区块链第一股”和全球第二大矿机厂商闻名于世，但鲜为人知的是，嘉楠也是中国首批基于RISC-V架构进行AI芯片自主研发的公司之一。

嘉楠董事长兼CEO张楠赓 图源网络

2013年，做出世界首台ASIC区块链计算设备的张楠赓开始创业，其团队专注ASIC设计，芯片制程一度走到16nm，挤进国内前十。张楠赓及其团队开始思考下一步怎么走，包括手机SoC、医疗机构硬件加速方案等等。最终他们选择把ASIC技术用在AI芯片的开发。

彼时，AlphaGo宣告AI元年到来。陈氏兄弟对外表示“我们想把AlphaGo装进手机”。张楠赓则把目光放在了“超级算力解决方案”。他认为，一项技术的价值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提升社会运行效率，这是作为工具性的一面；二是改善人类生活，这是更富温度和用户关怀的一面。

以ASIC技术为支点撬动超级算力服务的蓝海，这个选择对张楠赓而言，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恰恰在于它困难。

2016年，张楠赓和研发人员为了提高芯片的性能功耗比，尝试了各种传统方法，但都无解。张楠赓回忆：可以说是走到一个拐点——工厂提供一套库让我们做芯片设计，库的电压是固定的，为了实现更低的功耗我们需要更低的电压，但是库里已经无法提供了怎么办?于是团队只能被逼着自行完成所有流程。

在张楠赓眼里，底层技术攻坚本身会对行业带来正向推动，无论是IC电路的设计方法学的优化，还是倒逼下游供应商在工艺上的进步，催熟芯片先进制程，都隐喻着对技术变革解决社会需求的推动，这本身就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例如在隐私问题上，他认为保护用户隐私最好在设备上就完成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如果没有需求就不把视频数据传到云端，这是端侧保护隐私的手段。

一端是数据中心，另一端是用户设备。把云的算力转移到终端，安全地交付给用户，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对于当前的中国科技产业来说，当人口红利探底，接下来靠的就是工程师红利。张楠赓认为中国一定是芯片设计、制造、使用的中心。AI和5G给了芯片行业新的机遇，这也是这个时代企业家的机会，可以走一条新路。

无论是另立天下的余凯、戴文渊者，师出名门的陈氏兄弟还是独辟蹊径、守正出奇的张楠赓，在巨头无所不包的生态策略下，这一代企业家在行为上承载了更多叛逆与求新的意味与期待。张楠赓说，如果一个行业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方案和企业，就不要再去跟随，创业者就是要不断折腾新鲜事，不断拓展自身的边界。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新商业基础设施建设，前两代人的努力已将下一代企业家托举到新的高度。站在经济转型十字路口，日益壮大的80后企业家群体，正成为中国科技产业由大做强的奠基石。通往时代巅峰的道路漫长，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代际接力还将继续。

毕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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