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9日，袁隆平穿了一身西装等在后台，有记者问他今天帅不帅，老先生笑起来：“帅！”

那是“共和国勋章”和荣誉称号的颁授现场，距离10月1日的国庆阅兵开始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但他没有选择留下来观礼，而是在第二天乘高铁回了湖南的家中。

他惦记家里的水稻。

袁隆平出生的时候，北京还叫北平。父亲袁兴烈毕业于东南大学中文系，早年在平汉铁路局供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受西北军爱国将领孙连仲赏识而踏上仕途。

1949年袁隆平高中毕业。父亲袁兴烈时任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科长，曾希望儿子能考取自己的母校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将来随他从政。但袁隆平一早选好了自己的路，坚持要成为一个“农业科学家”。

父亲反对，问他：“你难道想成为一个身上充满庄稼味的科学家么？”

袁隆平说：“这人世间要是没有庄稼味，只有硝烟味，那多可怕。”

“共和国勋章”和荣誉称号的颁授现场

对抗世界权威的乡村教师

袁隆平出生于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很难说战乱与物质的匮乏，是否加剧了他对吃饱穿暖、安居乐业的执著向往，只是他曾回忆年少时热播过的电影《摩登时代》，电影里有伸手就能摘到的葡萄，和自己就会盛满杯子的牛奶，自述是从那时起就想：“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学农。”

那场高中毕业后的争论，最后是袁隆平赢了，父亲没拗过他，终于同意他报考重庆的相辉学院。

1949年8月，袁隆平入学；11月，重庆解放；次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相辉学院、华西大学等十所综合大学的农学系，合并成为西南农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农业大学，袁隆平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十分快乐的大学生涯。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湘西当老师，教遗传学。

彼时，搞豌豆杂交的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已经给近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在其基础上创立了遗传的染色体和基因学说，获得了1933年的诺贝尔生物学奖，被誉为20世纪遗传学的重大发展。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普遍信奉的还是苏联科学家米丘林和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

袁隆平带着学生做过很多相关试验，搞出过一大堆奇瓜异果。但次年却发现，这些奇瓜异果的种子，再种出来的又是普通的作物，这意味着其变异性状不能遗传给后代，他开始怀疑无性杂交的遗传学说，将研究精力向孟德尔等人的“有性杂交”学说倾斜。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

这句话从那时起，就被深深烙印在袁隆平的心上。质疑精神帮他打开视野，开始做更广泛的理论研究。又在席卷全国的一场饥荒里，终于决定将粮食作物当作研究对象：做水稻人工杂交实验的科研课题。

1960年春天，他在学校分配给他的半亩自留地上撒下了水稻的种子。

早在1926年，美国人琼斯就已经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并提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但很快被美国遗传学家辛洛特和邓恩“否决”了，他们合著的哈佛大学《遗传学原理》中明确写道：“水稻麦子等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

那之后，印度人克丹姆，马来西亚人布朗，巴基斯坦人阿乃姆，日本人冈田正宽等学者都先后研究过杂交水稻，但无一成功。“水稻没有杂交优势”，几乎已经随着这些人的失败成为学界共识。

但袁隆平不信。

他曾在学校的试验田里见到过一株天然的杂交稻，1960年春天撒下的种子，就是他从这株水稻上收集下来的稻种。第二年，他对半亩自留地里长出的水稻做过统计，数据完全符合孟德尔学说的分离定律。按其获得的数据推算，那株天然杂交稻的产量可以达到亩产600公斤，明显高于当时的普通水稻亩产量。

袁隆平一直坚定地认为：“没有错误的实践，只有错误的理论。”他尊重却从不迷信权威，毅然投身于“杂交优势提高水稻产量”的研究课题，学术界反对他，嘲笑他，他都没放在心上。

袁隆平在偏僻的湘西黔阳城安江农校待了37年，从那半亩自留地开始，一个乡村教师，踏上了挑战世界权威的路，所有人都在等着看笑话。

我追求一个人类没有饥饿的未来

成为笑话的不是袁隆平。

1966年2月28日，《科学通报》中文版发表了袁隆平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个多月后，编辑部将这份论文摘译发表在了本刊的英文版上。

那一年袁隆平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好，与好友曹胖公下棋时，好友问他：你这些日子在干什么？

袁隆平说：在琢磨我的杂交稻。

曹胖公叹一句“人生贵有所求”，又问他：不知你求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袁隆平答他：“我追求一个人类没有饥饿的未来。”

他的试验钵曾被砸烂，实验秧苗也一次又一次被人为损坏，他和妻子冒雨从被砸碎的瓶瓶罐罐里残存的秧苗用衣服包好带回家，也曾在一口井里发现水上浮着的五根秧苗，才得以保住研究材料。

有人劝他放弃，但那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却又从艰难的境地里救过他。当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九局的熊衍衡读到袁隆平的论文后，推荐给了九局局长赵石英，赵认为很重要，并进而得到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的支持。

次年，他的研究被正式列入湖南省重点科研项目。

在艰难时局里，曾有两个学生帮他保护过不断被砸掉的秧苗，一个是尹华奇，一个是李必湖。

三年后的1969年的冬天，在团队帮助下，“三系杂交稻”的理论逐渐成型。但这套理论体系要想能够实现，关键点就是：去哪儿找雄性不育系的第一代杂交种子？

论文写在大地上

1970年11月23日，海南南红农场附近的沼泽里，袁隆平的助手冯克珊和李必湖发现了那株他们苦苦追寻的野生稻，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那株“野败”。

1972年，我国第一个水稻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二九南1号”面世。第二年，三系配套全面成功，第一代杂交水稻“南优2号”面世。

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平均增产20%。

全世界都没做成的杂交水稻，一个乡村教师做成了。

1964年到1969年，6年时间里，课题组用了1000多个水稻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实验，但选育的保持系均不能使不育系100%保持不育，研究陷入停滞。外部曾反对声浪高涨说“袁隆平是地地道道的科技骗子”，说“雄性不育实验搞不下去了”。

他统一用一句话回应：“失败了不气馁，找到原因从头再来就是啦！”

他骨子里带乐观，喜欢游泳，喜欢哲学，喜欢音乐，会拉小提琴，从来无心咀嚼失败的苦涩，曾说，“做科研不要怕冷嘲热讽，不要怕别人说你标新立异。如果老是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只有敢想敢做敢坚持，才能做科技创新的领跑人。”

他是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水稻的杂交优势成功地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家，几十年来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过巨大贡献。

虽然中国采用他直接培育的种子种植的稻田比例只有10%左右，但其他人培育出的杂交稻品种，却几乎都脱胎于他的试验。

他一直说大家把他捧得太高了，但也有很现实的时候：“要经费很快就批了”。

2019年3月28日，他去博鳌见李克强总理，去之前有记者问他到时候想跟总理说什么。他很干脆地说：海水稻啊。

90岁的袁隆平，坚持要自己把报告递上去，他觉得自己递好一点，哪怕只有两分钟也行，他想去争取更多的经费和支持。

后来会面持续了15分钟。

袁隆平曾总结自己成功的“秘诀”：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被进一步问哪一个更重要，他选了汗水和实践：“书本很重要，电脑也很重要。但是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电脑也种不出水稻，只有在试验田里才能种出水稻。”在他还有精力带研究生的时候，他曾说过自己有个标准：“你不下田我不带。”

学生李莉一直记得老师写给她的一句英文：Take serious things lightly，Do ordinary things seriously。翻译过来，就是：举重若轻，事必躬亲。

她觉得这句话恰恰是袁隆平本人的写照。

从那年“叛逆”地一定要将杂交水稻作为研究方向开始，他已将论文永恒地写在了祖国大地之上，或许也将写到全世界的大地之上。

结语

2021年5月22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于13时07分在湖南长沙湘雅医院逝世，享年91岁。

时间是残酷的，面容苍老、身体老化，岁月在这位老人身上一点点刻下痕迹；但同时，时间在这位老人身上又仿佛是静止的，几十年如一日地挥洒着对杂交水稻事业的热爱，坚持着“高产超高产”的梦想。

获得共和国勋章的消息传来时，袁隆平正在试验田里查看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制种情况。启程去北京之前，他特意跟超级稻告了下别。接受采访的时候跟媒体讲：明天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到田里面去。

仅隔一天的国庆阅兵式观礼他没有去，但若把水稻比作核武器，对手是饥饿，他已经赢了。

愿人世间少些硝烟味，多些庄稼味。

愿无双国士，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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